第1178章 商场的事商场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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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无巧不成书,但江浙海商们倒霉竟然倒得如此密集、如此环环相扣,那显然就不会是单纯的倒霉,而是京华在故意针对他们了。
这些大海商们本身也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自然也发觉出了其中的不对劲,于是私下一串联,最后便决定去太仓开个会。
之所以要去太仓开会,主要是由于王锡爵的关系。王锡爵乃是苏州首富,只要南京的魏国公府不出来争抢名号,那他大概率也是东南首富,妥妥的江南商道扛把子级别的人物。
不过这并不是江浙海商去太仓州开会的主因,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王锡爵本人目前仍处于丁忧之中,他确实没法在此时离开家乡——这种举动对于他天下至孝的名声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就只好让别人来迁就他了。
不过,众海商一到太仓就赶上了一条大消息传来:申时行的信使虽然姗姗来迟,但总归是到了,并且带来了京华的“宣战书”。
一阵哗然之后,海商们分成了两派。
大多数江浙海商对于京华的狂妄显得义愤填膺,纷纷叫嚷着要让京华好看。主流说法是:高求真竟敢以眇眇之身冒天下之大不韪,此乃取死之道也,吾等此番便要一正天下公理,膺惩此獠!
客气一点的说法则是:高龙文此举属实不智,但恐怕是有小人游说其中。然我等谦谦君子,岂能效那匹夫之举,动辄喊打喊杀?不如先联名致书白玉楼,使高龙文知晓其中利害,如此或可使他回心转意,庶几两全其美。
只不过,在这两派的背后,还有一些人嘴上或支持膺惩派,或支持协商派,可心里却早已打了退堂鼓,觉得己方根本斗不过京华,还不如早些投降,干脆遂了高务实的意算了。
这最后一种人其实并不笨,也不是天生软骨头,只是他们的生意实在离不开京华。
江浙海商并不是个个都以贩卖丝绸为生,还有很多人从事的买卖是需要从其他地区拿货的。譬如说瓷器,就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从景德镇运过来,而长江航运的霸主毫无疑问也是京华。
用京华的内河航船运输物资,不仅船只优异、运输价格波动小,而且京华的面子也足够大,沿线各地都不会有人敢对它设关设卡,这些优势都是其他航船远不及的。
甚至还不止是有景德镇的瓷器,京华自家的禹瓷(钧瓷,避讳朱翊钧)也是被追捧上天的热门好货,这让瓷器海商们怎么敢轻易和京华撕破脸?
义愤填膺又如何,难道真就有那么大的决心,因为一时气愤,便敢说老子不吃这口饭了?
更不要说朝廷搞漕运海运并行之后,一旦黄河有事,江浙海商还有不少人搞运粮的买卖,而江浙一带的农业,现在实际上以经济作物的种植为主,大部分的粮食要从湖广一带运来。
这就又转回了长江航道的问题,一旦京华不供货,他们要运什么?运沙子去燕京,插标卖首送人头吗?
所以这样一来,其实只有丝绸海商们是“不怕事大”的,因为京华至少现在还并未涉及丝绸产业——其实有也是有的,不过京华做的是辽东的柞丝,双方的产品档次不同,针对的买家不同,跟他们不存在直接竞争。
这样一来,与会众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搞得王锡爵这个地主头大如斗。
王锡爵本人当然是强硬派,他是苏州首富嘛,是大明苏丝、苏绣产业的霸主,他又不需要看高务实的脸色吃饭。
只是他的身份却严重限制了他,使他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
一来他作为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必须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不能仅凭自己一时喜怒而表态。
二来他和高务实不同,高务实作为经世实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平时就敢展现自己有钱这个事实,甚至把赚钱当成一种实践其经世实学理论的手段。
可他王锡爵是心学大佬,之前已经说过心学属于“道德实学”,重点在于道德,所以他历来都是表现出一副视钱财如粪土的形象。如果因为京华现在的做法他就立刻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要与之一战,则多年辛苦建立的形象就全毁了。
由此可见名声有时候真是一把双刃剑,高务实偶尔都要受其所迫,又何况王锡爵这种身份?
再加上王锡爵现在已经知道自己回朝之路被高务实几近堵死,对高务实更是暗恨不已。
因此这次会议中的王锡爵简直憋屈得想揍人,明明恨不得跟京华来个总决战,但偏偏还要把话说得极其委婉、极其圆融、极其“顾全大局”,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不过王锡爵到底是王锡爵,他知道此时绝不能激化内部矛盾,只能先尽可能的把人团结起来,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这样才能有资本和高务实较劲。否则丝绸海商与其他海商一个谈不拢直接一拍两散,到时候光凭丝绸一行,肯定斗不过京华。
所以他先劝大伙儿平静下来,且先在他这里休息一日,好好思索其中的利害关系,等明日大家再议。
一般来讲,对于他一个强硬派来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在冲动之下,其勇气是倍增的,王锡爵如果想要更多人同意向京华“宣战”,那就应该趁今天很多人被愤怒冲昏头脑之际来行事,甚至最好搞一个表决,搞一个联名信之类的东西出来,白纸黑字就没法抵赖了,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干。
但王锡爵显然有他的考量。
他不是单纯的苏州首富,他是士林大儒、朝廷重臣,论名望、论资历、轮人脉,他都是很有希望入阁的人。
对于这样一个人而言,钱虽然不能说可有可无,但至少其重要性肯定比不上入阁这个前途。
王锡爵出身于中国历史上传承千年的顶级豪族之一太原王氏,其先祖在元末“红巾起义”中,为躲避战火而弃官逃到江南,其后代中的一支在弘治年间进入太仓,便是王锡爵这一支的来历。
王锡爵的祖父王涌善于经营,成为一代巨富,晚年更是问鼎苏州首富。其父王梦祥早年中秀才,入过南监为监生(南监就是南京国子监)。不过后来因为官司纠纷,被迫弃儒经商操持家业,但却也因此让王梦祥认识到在大明朝光有钱是不行的,官场地位的重要性比有钱更甚,所以立志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材。
这种思维严重影响了童年、少年时代的王锡爵,以至于他从小就表现得“视钱财如粪土”。当时王氏族人之中有两兄弟争家产,其中一人为了取得王梦祥这个家主的支持,悄悄包了一封红包给王锡爵,请王锡爵代为说情。
结果王锡爵勃然大怒,当众把那包银子丢进河里去了,还责骂那位堂兄弟:“你敢看不起我?”——意思是我王锡爵怎么可能把钱当一回事。
不仅品行表现极佳,王锡爵读书的本事更是了得,他不负父祖之望,在嘉靖四十一年会试名列第一为会元,廷试的时候名列第二为榜眼,仅次于申时行——而且王锡爵本人对此还不怎么满意,因为他自觉落后于申时行是因为自己容貌不及后者——晚明史学家、崇祯朝署南京户、工部尚书何乔远在《王文肃公像赞》中形容王锡爵“赤眼黄须,病鹤瘦龟”。
鹤与龟本来是褒义词,但病与廋显然不算,这还是人家带着恭维来说的话,可见王锡爵的长相恐怕是过于“清癯”了一些,而赤眼黄须……这就更加不符合寻常审美了。
因此王锡爵甚至对申时行的学问不都太服气,,自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国朝栋梁。
这样一个人,他真正想要的显然是官居一品、宰执天下,以此重振太原王氏的家声,舍此之外的事,都是小事。
因此他劝海商们先休息一晚,是为了将来不被人说是挟众意而启衅。但与此同时,王锡爵也不是真的就打算让他们老老实实认怂,明天一早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被京华整成这样也不吭声。
他首先是把众丝商悄悄请到他后院议事,等送走他们之后,又把几家涉及造船的大商人请来,最后则把与长江航道有关的瓷商、粮商等再请来。
前前后后一共请了几批人,商议到子时都过了才算告终。
等到了翌日清早,王锡爵身着孝服,再次出席并主持了海商大会。
由于昨天的夜谈,今天大多数人都表现得比较沉默,只有一批实在跟京华无法脱钩的商人们还在吵吵着京华不可战胜,不如干脆“投降输一半”得了,免得真把京华惹毛了,到时候大家都没好果子吃。不说别的,没有京华的两洋舰队轮番护航,这出海的生意怎么做?
去日本,日本本来就有一堆的倭寇海盗,甚至一些大名白天是诸侯,晚上就变成海盗了,没有京华的“书剑旗”罩着,去日本也是免费送货。他们这些人又不是当年的净海王汪直,可没有本事震慑住那些大名。恰恰相反,现在唯一能震慑住他们的正是高务实的京华。
日本去不了,南洋就更别想了。闽海海盗集团前两年被京华打败之后虽然大部分都被京华给遣散,其中少部分被收编,但还有不少人星散四处,现在都是零星海盗。
京华可以无视这些海盗,因为京华习惯于编成大编队出动以方便护航,动辄几十艘大海船的编队根本不是那些零散海盗敢于觊觎的。
但现在京华不带他们玩了,那他们这些人怎么办?
更何况下南洋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闽海海盗,广东沿海也有、吕宋也有,整个南洋地区那就更多了。除了海盗之外,那些番人(欧洲人)也经常打劫过往商船——这些殖民者的风格谁不知道啊?都是好抢的就抢,不好抢的才老老实实做生意。
王锡爵淡定地听他们说完,这才环顾四周,问道:“诸位还有什么疑虑,不妨一一说来我听。”
朝廷大员说话的气魄就是不同,一副接见上访群众的态势。
不过这是大明,大家还真就吃这套。于是又有几个海商提出了一些比较细节的小问题,王锡爵轻轻颔首,面带微笑地听完,这才缓缓站起身来。
王锡爵的个子并不高大,甚至还显得有些瘦弱,但他的气场很足,双手微微抬起,然后轻轻下压,众人就都安静下来,屏息凝神听他说话。
“诸位所忧心之事,锡爵昨夜已有考量。”他伸手朝场中几人示意了一下,道:“王、徐、陈、张等七家家主昨夜已经达成协议,将会联手创办一家船厂,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批内河航船,为诸位从沿江各地运送货物,摆脱对京华的依赖。”
这条消息算是比较震撼,不过集七家之力,实力的确不小,即便不能与早已问鼎造船之王的京华造船厂相比,但只供江浙海商的话,似乎还是可以期待的。
只是这还不够,有人又问:“内河航船,七大家自行打造也还罢了,那大海船却只怕没有那般容易吧?在下倒不是说七大家造不了海船,毕竟这手艺也不是今天才说要学的,但海船上的火枪火炮怎么说?荆石公(王锡爵号荆石)该不会要说七大家还打算自创一个火枪厂、一个火炮厂吧?这可不比造船,咱们谁也没干过这买卖。”
王锡爵早有所料,捻须笑道:“彭兄所虑甚是,我等七家的确没有哪家能立刻建起火枪厂、火炮厂来,不过这火枪火炮倒也未必只能找京华才拿得到——王某自有手段,管教各位将来的海船不至于无炮可用。不知王某此言,彭兄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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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商场这一章虽然我两章就给它结了,但从剧情来说显然还没写完,此处属于留白,过段时间等事情进行到重要的时候再捡起来插叙一下,呃……主要是避免在这里着墨太多。
这些大海商们本身也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自然也发觉出了其中的不对劲,于是私下一串联,最后便决定去太仓开个会。
之所以要去太仓开会,主要是由于王锡爵的关系。王锡爵乃是苏州首富,只要南京的魏国公府不出来争抢名号,那他大概率也是东南首富,妥妥的江南商道扛把子级别的人物。
不过这并不是江浙海商去太仓州开会的主因,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王锡爵本人目前仍处于丁忧之中,他确实没法在此时离开家乡——这种举动对于他天下至孝的名声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就只好让别人来迁就他了。
不过,众海商一到太仓就赶上了一条大消息传来:申时行的信使虽然姗姗来迟,但总归是到了,并且带来了京华的“宣战书”。
一阵哗然之后,海商们分成了两派。
大多数江浙海商对于京华的狂妄显得义愤填膺,纷纷叫嚷着要让京华好看。主流说法是:高求真竟敢以眇眇之身冒天下之大不韪,此乃取死之道也,吾等此番便要一正天下公理,膺惩此獠!
客气一点的说法则是:高龙文此举属实不智,但恐怕是有小人游说其中。然我等谦谦君子,岂能效那匹夫之举,动辄喊打喊杀?不如先联名致书白玉楼,使高龙文知晓其中利害,如此或可使他回心转意,庶几两全其美。
只不过,在这两派的背后,还有一些人嘴上或支持膺惩派,或支持协商派,可心里却早已打了退堂鼓,觉得己方根本斗不过京华,还不如早些投降,干脆遂了高务实的意算了。
这最后一种人其实并不笨,也不是天生软骨头,只是他们的生意实在离不开京华。
江浙海商并不是个个都以贩卖丝绸为生,还有很多人从事的买卖是需要从其他地区拿货的。譬如说瓷器,就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从景德镇运过来,而长江航运的霸主毫无疑问也是京华。
用京华的内河航船运输物资,不仅船只优异、运输价格波动小,而且京华的面子也足够大,沿线各地都不会有人敢对它设关设卡,这些优势都是其他航船远不及的。
甚至还不止是有景德镇的瓷器,京华自家的禹瓷(钧瓷,避讳朱翊钧)也是被追捧上天的热门好货,这让瓷器海商们怎么敢轻易和京华撕破脸?
义愤填膺又如何,难道真就有那么大的决心,因为一时气愤,便敢说老子不吃这口饭了?
更不要说朝廷搞漕运海运并行之后,一旦黄河有事,江浙海商还有不少人搞运粮的买卖,而江浙一带的农业,现在实际上以经济作物的种植为主,大部分的粮食要从湖广一带运来。
这就又转回了长江航道的问题,一旦京华不供货,他们要运什么?运沙子去燕京,插标卖首送人头吗?
所以这样一来,其实只有丝绸海商们是“不怕事大”的,因为京华至少现在还并未涉及丝绸产业——其实有也是有的,不过京华做的是辽东的柞丝,双方的产品档次不同,针对的买家不同,跟他们不存在直接竞争。
这样一来,与会众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搞得王锡爵这个地主头大如斗。
王锡爵本人当然是强硬派,他是苏州首富嘛,是大明苏丝、苏绣产业的霸主,他又不需要看高务实的脸色吃饭。
只是他的身份却严重限制了他,使他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
一来他作为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必须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不能仅凭自己一时喜怒而表态。
二来他和高务实不同,高务实作为经世实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平时就敢展现自己有钱这个事实,甚至把赚钱当成一种实践其经世实学理论的手段。
可他王锡爵是心学大佬,之前已经说过心学属于“道德实学”,重点在于道德,所以他历来都是表现出一副视钱财如粪土的形象。如果因为京华现在的做法他就立刻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要与之一战,则多年辛苦建立的形象就全毁了。
由此可见名声有时候真是一把双刃剑,高务实偶尔都要受其所迫,又何况王锡爵这种身份?
再加上王锡爵现在已经知道自己回朝之路被高务实几近堵死,对高务实更是暗恨不已。
因此这次会议中的王锡爵简直憋屈得想揍人,明明恨不得跟京华来个总决战,但偏偏还要把话说得极其委婉、极其圆融、极其“顾全大局”,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不过王锡爵到底是王锡爵,他知道此时绝不能激化内部矛盾,只能先尽可能的把人团结起来,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这样才能有资本和高务实较劲。否则丝绸海商与其他海商一个谈不拢直接一拍两散,到时候光凭丝绸一行,肯定斗不过京华。
所以他先劝大伙儿平静下来,且先在他这里休息一日,好好思索其中的利害关系,等明日大家再议。
一般来讲,对于他一个强硬派来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在冲动之下,其勇气是倍增的,王锡爵如果想要更多人同意向京华“宣战”,那就应该趁今天很多人被愤怒冲昏头脑之际来行事,甚至最好搞一个表决,搞一个联名信之类的东西出来,白纸黑字就没法抵赖了,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干。
但王锡爵显然有他的考量。
他不是单纯的苏州首富,他是士林大儒、朝廷重臣,论名望、论资历、轮人脉,他都是很有希望入阁的人。
对于这样一个人而言,钱虽然不能说可有可无,但至少其重要性肯定比不上入阁这个前途。
王锡爵出身于中国历史上传承千年的顶级豪族之一太原王氏,其先祖在元末“红巾起义”中,为躲避战火而弃官逃到江南,其后代中的一支在弘治年间进入太仓,便是王锡爵这一支的来历。
王锡爵的祖父王涌善于经营,成为一代巨富,晚年更是问鼎苏州首富。其父王梦祥早年中秀才,入过南监为监生(南监就是南京国子监)。不过后来因为官司纠纷,被迫弃儒经商操持家业,但却也因此让王梦祥认识到在大明朝光有钱是不行的,官场地位的重要性比有钱更甚,所以立志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材。
这种思维严重影响了童年、少年时代的王锡爵,以至于他从小就表现得“视钱财如粪土”。当时王氏族人之中有两兄弟争家产,其中一人为了取得王梦祥这个家主的支持,悄悄包了一封红包给王锡爵,请王锡爵代为说情。
结果王锡爵勃然大怒,当众把那包银子丢进河里去了,还责骂那位堂兄弟:“你敢看不起我?”——意思是我王锡爵怎么可能把钱当一回事。
不仅品行表现极佳,王锡爵读书的本事更是了得,他不负父祖之望,在嘉靖四十一年会试名列第一为会元,廷试的时候名列第二为榜眼,仅次于申时行——而且王锡爵本人对此还不怎么满意,因为他自觉落后于申时行是因为自己容貌不及后者——晚明史学家、崇祯朝署南京户、工部尚书何乔远在《王文肃公像赞》中形容王锡爵“赤眼黄须,病鹤瘦龟”。
鹤与龟本来是褒义词,但病与廋显然不算,这还是人家带着恭维来说的话,可见王锡爵的长相恐怕是过于“清癯”了一些,而赤眼黄须……这就更加不符合寻常审美了。
因此王锡爵甚至对申时行的学问不都太服气,,自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国朝栋梁。
这样一个人,他真正想要的显然是官居一品、宰执天下,以此重振太原王氏的家声,舍此之外的事,都是小事。
因此他劝海商们先休息一晚,是为了将来不被人说是挟众意而启衅。但与此同时,王锡爵也不是真的就打算让他们老老实实认怂,明天一早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被京华整成这样也不吭声。
他首先是把众丝商悄悄请到他后院议事,等送走他们之后,又把几家涉及造船的大商人请来,最后则把与长江航道有关的瓷商、粮商等再请来。
前前后后一共请了几批人,商议到子时都过了才算告终。
等到了翌日清早,王锡爵身着孝服,再次出席并主持了海商大会。
由于昨天的夜谈,今天大多数人都表现得比较沉默,只有一批实在跟京华无法脱钩的商人们还在吵吵着京华不可战胜,不如干脆“投降输一半”得了,免得真把京华惹毛了,到时候大家都没好果子吃。不说别的,没有京华的两洋舰队轮番护航,这出海的生意怎么做?
去日本,日本本来就有一堆的倭寇海盗,甚至一些大名白天是诸侯,晚上就变成海盗了,没有京华的“书剑旗”罩着,去日本也是免费送货。他们这些人又不是当年的净海王汪直,可没有本事震慑住那些大名。恰恰相反,现在唯一能震慑住他们的正是高务实的京华。
日本去不了,南洋就更别想了。闽海海盗集团前两年被京华打败之后虽然大部分都被京华给遣散,其中少部分被收编,但还有不少人星散四处,现在都是零星海盗。
京华可以无视这些海盗,因为京华习惯于编成大编队出动以方便护航,动辄几十艘大海船的编队根本不是那些零散海盗敢于觊觎的。
但现在京华不带他们玩了,那他们这些人怎么办?
更何况下南洋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闽海海盗,广东沿海也有、吕宋也有,整个南洋地区那就更多了。除了海盗之外,那些番人(欧洲人)也经常打劫过往商船——这些殖民者的风格谁不知道啊?都是好抢的就抢,不好抢的才老老实实做生意。
王锡爵淡定地听他们说完,这才环顾四周,问道:“诸位还有什么疑虑,不妨一一说来我听。”
朝廷大员说话的气魄就是不同,一副接见上访群众的态势。
不过这是大明,大家还真就吃这套。于是又有几个海商提出了一些比较细节的小问题,王锡爵轻轻颔首,面带微笑地听完,这才缓缓站起身来。
王锡爵的个子并不高大,甚至还显得有些瘦弱,但他的气场很足,双手微微抬起,然后轻轻下压,众人就都安静下来,屏息凝神听他说话。
“诸位所忧心之事,锡爵昨夜已有考量。”他伸手朝场中几人示意了一下,道:“王、徐、陈、张等七家家主昨夜已经达成协议,将会联手创办一家船厂,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批内河航船,为诸位从沿江各地运送货物,摆脱对京华的依赖。”
这条消息算是比较震撼,不过集七家之力,实力的确不小,即便不能与早已问鼎造船之王的京华造船厂相比,但只供江浙海商的话,似乎还是可以期待的。
只是这还不够,有人又问:“内河航船,七大家自行打造也还罢了,那大海船却只怕没有那般容易吧?在下倒不是说七大家造不了海船,毕竟这手艺也不是今天才说要学的,但海船上的火枪火炮怎么说?荆石公(王锡爵号荆石)该不会要说七大家还打算自创一个火枪厂、一个火炮厂吧?这可不比造船,咱们谁也没干过这买卖。”
王锡爵早有所料,捻须笑道:“彭兄所虑甚是,我等七家的确没有哪家能立刻建起火枪厂、火炮厂来,不过这火枪火炮倒也未必只能找京华才拿得到——王某自有手段,管教各位将来的海船不至于无炮可用。不知王某此言,彭兄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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