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3章 谤君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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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万历十一年徐阶去世,心学派内部再也无人能与申时行相比,纵然以王锡爵那样的士林名望,毕竟其官场地位远逊于做了十余年阁臣的申时行。这一次王锡爵虽说终于入阁,可也是申时行强力举荐的,这也更坐实了申时行心学第一大佬的位置。
作为心学派当仁不让的牌面人物,申时行对于讲学的热衷略逊于徐阶,但其官场上的手段如今恐怕已能与昔日的徐华亭平分秋色。
别的不说,单说他今日这票拟就很能证明其手段。
“高务实前疏所论,兹事体大。尔曹急于维护祖制,其情可悯。然遽言谤君,实乃危言耸听。不与闻。”这票拟一共四句。
第一句先对整件事的起因定性:“高务实前疏所论,兹事体大。”
这件事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高务实《取用疏》里谈到的事。这件事怎么定义呢?申时行无比谨慎地只用了“兹事体大”来形容。
“兹事体大”本身不算定义,但申时行作为内阁首辅,“不给定义”本身也是一种定义,即他认为事情很严重,应该审慎。
由于皇帝还没有定义《取用疏》,所以申时行这么做,既给了皇帝面子,又表达了自己“谨慎反对”的立场,而且这个反对的态度还不会过激。如此,万一将来和皇帝的定义相左,也可以及时调整过来,不至于把自己卡死在某个立场上回不来,和圣意直接冲突。
第二句是对言官们指责高务实谤君这一现象的定义,这个定义就不同上一条,显得非常断定:急于维护祖制,其情可悯。
按理说,“急于维护祖制”就已经是很确切的定义了,是一种对他们的行为明确表示赞同的意思——毕竟“维护祖制”在大明属于“政治正确”,而“急于维护祖制”那更说明这些言官觉悟很高,一看见有人要动摇祖制,急得不得了。
可是,为什么申时行还要加一句“其情可悯”呢?须知这个词一般适用于对犯错之人给予原谅之前呀,你怎么一边肯定他们的表现,一边又暗示他们做错了?
原因在于第三句,“然遽言谤君,实乃危言耸听。”
这句话十分精妙,首先就妙在这个“遽言”——这个词要与上一句的“急于”联系起来看。意思是由于这些言官觉悟很高,对于动摇祖制的事着急上火,因此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有些急火攻心,难免会考虑不周——看看,又是巧妙开解罪名的做法。
紧接着,申时行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你们这是“危言耸听”。
“危言耸听”也是个妙词,用这个词意味着高务实的《取用疏》的确很吓人。只不过呢,你们还是太不淡定了,本阁部认为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你看看,既表达了对《取用疏》的担忧,同时又认为情况还没有言官们说的那么严重,事情还是可控的。如果延展开来思考,申时行这句话包含的意思,就是目前整件事还“未有宸断”,还可以挽回——所以这同时也是对皇帝的暗示。
与此同时,“危言耸听”也是对言官们“遽言谤君”的最终定义:罪名不大,也就是说得夸张了一点——言下之意是他们的动机没有问题,甚至思考方向也没错,只是在危险程度上出现了误判。
申时行虽然没学过物理,但看来有个道理他很清楚: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而误差不可避免。他这里的话,意思就是说言官们说高务实谤君,性质上不算“错误”,只能算是个“误差”,所以情有可原。
好,所有的道理都在这看似简单平淡而其实精妙绝伦的区区三十四字里说得清清楚楚了,接下来,作为首辅的票拟,他就要给出“处理意见”了。
“不与闻”就是申时行对这些弹劾的处理意见。
什么叫“不与闻”?最简单的表述:就当没听见。
我都“没听见”,那自然就既谈不上同意你们的看法,也不至于因此追究你们的责任。
你要问原因?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
至此,正常情况下来说,无论皇帝、内阁、高务实、言官们,全都被申时行的四句话重新安放在了可进可退的位置上,无论哪个方面、方向,都不至于立刻爆发冲突。
什么叫八面玲珑?这就是八面玲珑。
什么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该表明的态度,我表明了;该淡化的问题,我淡化了;该保护的人,我也保护了。
论打太极,申时行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代宗师。
前后共计二十七道奏疏弹劾高务实“谤君”,全被申时行用同样的票拟贴在上头,与其他奏疏和票拟一道呈送司礼监。
司礼监能够“按例批红”的部分从来不包括这种弹劾重臣的弹章,因此黄孟宇看到之后不能处置,只能以原件转呈皇帝御裁宸断。不过,黄孟宇在震撼于心学派这次对《取用疏》反应强烈之余,又不得不对申元辅的太极圣手叹为观止。
卧槽,“谤君案”你都能圆回来?元辅牛逼!
“读书还是有用的啊!”黄大掌印亲自捧着一叠奏疏往乾清宫而去,口中喃喃自语:“这两位状元公之间的战争,别看铳不响马不嘶,可我老黄就只差一点便要看不懂了。”
黄孟宇虽然本不是朱翊钧的嫡系,不过对于皇帝而言,其实也没差——大明的宦官再如何“权宦”也只能依附于皇帝生存,可不像唐末的权宦一样完全掌握着神策军那支中枢禁军,可以肆意妄为到随意废立。
黄孟宇作为任职十几年的司礼监掌印大太监,亲高务实是可以的,但归根结底他还是皇帝的亲信,否则哪里坐得稳位置?
因为是亲信,黄孟宇一进乾清宫西暖阁,坐在御案前一边端着铜爵一边看书的朱翊钧便瞥了他一眼,主动开口问道:“如何,弹章如雪吧?”
黄孟宇满脸堆笑:“一切都瞒不过皇爷的法眼,真个是弹章如雪——还是腊月里的那种。”
朱翊钧被他说的话逗得忍不住哈哈一笑,道:“无妨,瑞雪兆丰年,雪大一些也未必一定是坏事。”
说着,朱翊钧已经放下酒杯,把一卷书册也随手扔回了桌上,朝黄孟宇招了招手,同时又问道:“都是怎么说的来着?是骂求真欲行苛政,还是骂他与民争利?亦或者……骂他要效牛李之争?”
黄孟宇捧着奏疏和票拟一边上前,一边微微喘息着回答:“这些都有,还有一些皇爷没提到的说法呢。”
这话似乎略微出乎朱翊钧的意料之外,他诧异着,眼珠一转,问道:“哦?还有什么呀?”
黄孟宇把奏疏小心翼翼往御案上放,同时答道:“有二十七道奏疏弹劾大司农谤君。”
朱翊钧愕然一怔,微微皱起眉头,思索着反问道:“谤君?哪有谤君?他们这话是怎么说的?”
黄孟宇作为司礼监掌印,这些奏疏自然是已经看过的,不过他却不肯回答,反而苦笑道:“奴婢虽然看了,但……也有些难以理解,要不皇爷还是亲自过目吧,奴婢实在不敢妄言。”
黄孟宇这话也有些门道。他堂堂司礼监掌印,看了弹章居然“有些难以理解”,言下之意自然是说这些弹章中的说法完全是无理取闹。而所谓“不敢妄言”,只不过是因为他作为宦官,在皇帝没有定义之前不好胡乱置评罢了。
既守了规矩,又打了埋伏,提前给了皇帝一个心理暗示,让他先入为主的怀疑起这些弹章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黄孟宇虽然读书不算多,但这些手段可也不差,否则岂能在司礼监掌印这种树大招风的位置上一干十几年?
皇帝的眉头果然皱得更深了,不在言语,伸手取过一本奏疏便看了起来。
这道奏疏是申时行的,不算弹章,而是议论,也就是申时行“就事论事”反对高务实《取用疏》的那一篇。
这里有个小门道值得提一句:任何奏疏从司礼监送到皇帝手里的时候,都不是按照奏疏的进呈时间顺序来排列的,而是由司礼监决定这些奏疏的顺序,谁摆在第一个,谁摆在第二个,以此类推。
可别小看了这一点似乎可有可无的权力,其实这“一点”权力的威力那是一点也不小,有些时候甚至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做个假设,今日的奏疏有一件喜事、一件坏事,上奏喜事的官员不为司礼监掌印所喜,反而上奏坏事的官员与掌印公公关系甚佳。那么,掌印大太监就可以操弄一下,把喜事奏疏放在前头,坏事奏疏放在后头。
如此一来,皇帝先看了喜事,心情高兴,接着再看坏事,就会觉得这坏事也没那么坏了,会在自己心里暗示自己不要为此扫兴。这样一来,上奏坏事的官员就借了上奏喜事那位官员的光,把自身的危险化解掉了——至少是化解了最危险的那一级,如原先可能丢官的大错,或许最后皇帝就只罚了他半年俸禄等等。
反之也是一样,这两位官员里头,上奏喜事的是掌印大太监的“朋友”,而上奏坏事的官员与掌印大太监关系不睦,如此掌印太监便可以把坏事放在前头,把喜事放在后头。
这么做效果就截然不同了:皇帝在这一天里拿到的第一份奏疏就是坏事,大为扫兴,搞不好一怒之下就是严惩。紧接着拿到喜事奏疏,由怒转喜,自然大大夸奖,认为这位官员办事得力,当然要重赏。
为何官场上一贯讲究“领导身边的人要当领导看”,道理就在这里了。只需要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我要照顾你,就可以让你扶摇直上九万里;我要处理你,就可以让你疑似银河落九天。
四两拨千斤啊!
黄孟宇今天的奏疏排序虽然没有这么直接,但也是有讲究的。
首辅的奏疏摆在头一位,皇帝看了肯定不会有任何生疑,所以朱翊钧显得很平静。
申时行的奏疏虽然在抨击高务实这一方面并不厉害,既没有说他欲行苛政,也不曾质疑他要与民争利,当然更不会骂他要效牛李之争,但申时行却非常严谨而又严肃地质疑了《取用疏》里提到的办法是不是具备可行性。
按照申时行的说法,高务实这套办法至少需要“增补官吏近千”。于是,不仅官吏缺口巨大,而且还会导致严重地冗官现象,增加朝廷负担不说,还可能导致“理财官左右敌视,库管官相视如仇”。
不仅如此,一旦这两类官吏出现互相勾结的情况,那么这样的增设就更显得毫无意义而且弊端百出。
申时行还提出假设,即朝廷既然全面开征商税,那么这些官员经手的钱粮物资都可能大增,在这样的巨大利益诱惑之下,难保没有“道德不坚者”同流合污的现象出现,这就更是加剧了民间的负担,“此必仁君所不能忍也”。
除此之外,申时行还非常有针对性的对很多细节提出了质疑,朱翊钧一条一款地逐个看完,眉头紧锁。黄孟宇在旁边虽然看似平静,其实手心都汗湿了,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好一会儿,朱翊钧才把申时行这道奏疏放在一边。黄孟宇注意到,他放申时行奏疏的位置不是平时放朱批完成的奏疏所在,而是单独放在一边。
这个动作黄孟宇很清楚,那意味着皇爷暂时难以决断,所以单独先放着,待会儿回头细想一番再做道理。
黄孟宇明显松了口气,人也淡定多了,虽然整个人连晃都没晃动一下,但却悄无声息的把手心的汗水在蟒袍的下摆上擦了擦——他的蟒袍得赐很久了,这在司礼监掌印中也并不少见,只不过不是高务实身上那种坐蟒袍,而是如戚继光一样是行蟒袍。
朱翊钧顺手拿起第二本奏疏,目光在奏疏表面申时行的票拟上扫了一扫,顿时眯起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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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都没注意,原来今天31号,又到月末了啊……
作为心学派当仁不让的牌面人物,申时行对于讲学的热衷略逊于徐阶,但其官场上的手段如今恐怕已能与昔日的徐华亭平分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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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前疏所论,兹事体大。尔曹急于维护祖制,其情可悯。然遽言谤君,实乃危言耸听。不与闻。”这票拟一共四句。
第一句先对整件事的起因定性:“高务实前疏所论,兹事体大。”
这件事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高务实《取用疏》里谈到的事。这件事怎么定义呢?申时行无比谨慎地只用了“兹事体大”来形容。
“兹事体大”本身不算定义,但申时行作为内阁首辅,“不给定义”本身也是一种定义,即他认为事情很严重,应该审慎。
由于皇帝还没有定义《取用疏》,所以申时行这么做,既给了皇帝面子,又表达了自己“谨慎反对”的立场,而且这个反对的态度还不会过激。如此,万一将来和皇帝的定义相左,也可以及时调整过来,不至于把自己卡死在某个立场上回不来,和圣意直接冲突。
第二句是对言官们指责高务实谤君这一现象的定义,这个定义就不同上一条,显得非常断定:急于维护祖制,其情可悯。
按理说,“急于维护祖制”就已经是很确切的定义了,是一种对他们的行为明确表示赞同的意思——毕竟“维护祖制”在大明属于“政治正确”,而“急于维护祖制”那更说明这些言官觉悟很高,一看见有人要动摇祖制,急得不得了。
可是,为什么申时行还要加一句“其情可悯”呢?须知这个词一般适用于对犯错之人给予原谅之前呀,你怎么一边肯定他们的表现,一边又暗示他们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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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言耸听”也是个妙词,用这个词意味着高务实的《取用疏》的确很吓人。只不过呢,你们还是太不淡定了,本阁部认为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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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危言耸听”也是对言官们“遽言谤君”的最终定义:罪名不大,也就是说得夸张了一点——言下之意是他们的动机没有问题,甚至思考方向也没错,只是在危险程度上出现了误判。
申时行虽然没学过物理,但看来有个道理他很清楚: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而误差不可避免。他这里的话,意思就是说言官们说高务实谤君,性质上不算“错误”,只能算是个“误差”,所以情有可原。
好,所有的道理都在这看似简单平淡而其实精妙绝伦的区区三十四字里说得清清楚楚了,接下来,作为首辅的票拟,他就要给出“处理意见”了。
“不与闻”就是申时行对这些弹劾的处理意见。
什么叫“不与闻”?最简单的表述:就当没听见。
我都“没听见”,那自然就既谈不上同意你们的看法,也不至于因此追究你们的责任。
你要问原因?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
至此,正常情况下来说,无论皇帝、内阁、高务实、言官们,全都被申时行的四句话重新安放在了可进可退的位置上,无论哪个方面、方向,都不至于立刻爆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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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该表明的态度,我表明了;该淡化的问题,我淡化了;该保护的人,我也保护了。
论打太极,申时行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代宗师。
前后共计二十七道奏疏弹劾高务实“谤君”,全被申时行用同样的票拟贴在上头,与其他奏疏和票拟一道呈送司礼监。
司礼监能够“按例批红”的部分从来不包括这种弹劾重臣的弹章,因此黄孟宇看到之后不能处置,只能以原件转呈皇帝御裁宸断。不过,黄孟宇在震撼于心学派这次对《取用疏》反应强烈之余,又不得不对申元辅的太极圣手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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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孟宇作为任职十几年的司礼监掌印大太监,亲高务实是可以的,但归根结底他还是皇帝的亲信,否则哪里坐得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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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孟宇满脸堆笑:“一切都瞒不过皇爷的法眼,真个是弹章如雪——还是腊月里的那种。”
朱翊钧被他说的话逗得忍不住哈哈一笑,道:“无妨,瑞雪兆丰年,雪大一些也未必一定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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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孟宇捧着奏疏和票拟一边上前,一边微微喘息着回答:“这些都有,还有一些皇爷没提到的说法呢。”
这话似乎略微出乎朱翊钧的意料之外,他诧异着,眼珠一转,问道:“哦?还有什么呀?”
黄孟宇把奏疏小心翼翼往御案上放,同时答道:“有二十七道奏疏弹劾大司农谤君。”
朱翊钧愕然一怔,微微皱起眉头,思索着反问道:“谤君?哪有谤君?他们这话是怎么说的?”
黄孟宇作为司礼监掌印,这些奏疏自然是已经看过的,不过他却不肯回答,反而苦笑道:“奴婢虽然看了,但……也有些难以理解,要不皇爷还是亲自过目吧,奴婢实在不敢妄言。”
黄孟宇这话也有些门道。他堂堂司礼监掌印,看了弹章居然“有些难以理解”,言下之意自然是说这些弹章中的说法完全是无理取闹。而所谓“不敢妄言”,只不过是因为他作为宦官,在皇帝没有定义之前不好胡乱置评罢了。
既守了规矩,又打了埋伏,提前给了皇帝一个心理暗示,让他先入为主的怀疑起这些弹章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黄孟宇虽然读书不算多,但这些手段可也不差,否则岂能在司礼监掌印这种树大招风的位置上一干十几年?
皇帝的眉头果然皱得更深了,不在言语,伸手取过一本奏疏便看了起来。
这道奏疏是申时行的,不算弹章,而是议论,也就是申时行“就事论事”反对高务实《取用疏》的那一篇。
这里有个小门道值得提一句:任何奏疏从司礼监送到皇帝手里的时候,都不是按照奏疏的进呈时间顺序来排列的,而是由司礼监决定这些奏疏的顺序,谁摆在第一个,谁摆在第二个,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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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皇帝先看了喜事,心情高兴,接着再看坏事,就会觉得这坏事也没那么坏了,会在自己心里暗示自己不要为此扫兴。这样一来,上奏坏事的官员就借了上奏喜事那位官员的光,把自身的危险化解掉了——至少是化解了最危险的那一级,如原先可能丢官的大错,或许最后皇帝就只罚了他半年俸禄等等。
反之也是一样,这两位官员里头,上奏喜事的是掌印大太监的“朋友”,而上奏坏事的官员与掌印大太监关系不睦,如此掌印太监便可以把坏事放在前头,把喜事放在后头。
这么做效果就截然不同了:皇帝在这一天里拿到的第一份奏疏就是坏事,大为扫兴,搞不好一怒之下就是严惩。紧接着拿到喜事奏疏,由怒转喜,自然大大夸奖,认为这位官员办事得力,当然要重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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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辅的奏疏摆在头一位,皇帝看了肯定不会有任何生疑,所以朱翊钧显得很平静。
申时行的奏疏虽然在抨击高务实这一方面并不厉害,既没有说他欲行苛政,也不曾质疑他要与民争利,当然更不会骂他要效牛李之争,但申时行却非常严谨而又严肃地质疑了《取用疏》里提到的办法是不是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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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一旦这两类官吏出现互相勾结的情况,那么这样的增设就更显得毫无意义而且弊端百出。
申时行还提出假设,即朝廷既然全面开征商税,那么这些官员经手的钱粮物资都可能大增,在这样的巨大利益诱惑之下,难保没有“道德不坚者”同流合污的现象出现,这就更是加剧了民间的负担,“此必仁君所不能忍也”。
除此之外,申时行还非常有针对性的对很多细节提出了质疑,朱翊钧一条一款地逐个看完,眉头紧锁。黄孟宇在旁边虽然看似平静,其实手心都汗湿了,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好一会儿,朱翊钧才把申时行这道奏疏放在一边。黄孟宇注意到,他放申时行奏疏的位置不是平时放朱批完成的奏疏所在,而是单独放在一边。
这个动作黄孟宇很清楚,那意味着皇爷暂时难以决断,所以单独先放着,待会儿回头细想一番再做道理。
黄孟宇明显松了口气,人也淡定多了,虽然整个人连晃都没晃动一下,但却悄无声息的把手心的汗水在蟒袍的下摆上擦了擦——他的蟒袍得赐很久了,这在司礼监掌印中也并不少见,只不过不是高务实身上那种坐蟒袍,而是如戚继光一样是行蟒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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