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1章 南察风波(卅三)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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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心出汗未必是害怕,甚至未必是紧张,有时候也可能是兴奋。
很难说曹簠此时是兴奋多一点还是紧张多一点,但想必他不至于害怕。
三封信,两条大罪证。一条牵涉到努尔哈赤,这是他辽阳副总兵默认负责的对象;一条牵涉到李成梁,这是他在辽东更进一步的最大阻碍。
如果把这两条罪证交上去,朝廷倘若要动努尔哈赤,这第一责任人多半就是他曹簠,换句话说出战主将人选多半是他,战功当然也归他。
如果朝廷要动李成梁,那就更妙了,辽东因为环境比较特殊,其总兵素来以本地将领充任为主,外地调任为辅,而且主次比例非常分明,外调而来的总兵还是比较罕见的。
现在辽东本地将领里头,倘若排除了李成梁,剩下无论从资历、从战功、从军中威望亦或者其他任何方面来看,最有资格接任总兵的人选都非他曹簠莫属。
这是明面上的优势,在此之外还有暗地里的优势。李成梁现在已经是心学派的人了,他一旦出事,心学派肯定头大,而实学派肯定得势不饶人,必然要趁机掀翻李成梁,把辽东总兵这个要职掌握在自己手中。
辽东尤其是辽河以西地区,是当前大明“西怀东制”国策之下最方便对察哈尔发动攻势的两个地区之一,与蓟镇平分秋色。
辽河以西地区是辽东总兵的直接辖区(辽河以东通常由副总兵主管,不过李成梁在任时威望太重,而且他需要战功给家丁创收,所以也经常亲自跑过来动兵),心学派近来一直拉拢李成梁,也是希望在“东制”国策中捞一波功劳,以免实学派再次专美于御前。
在这般情况之下,曹簠觉得高司徒肯定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定会把辽西也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整个“东制”尽在掌握的局面。毕竟这样一来,既可以确保察哈尔一战各部令行禁止,提高胜算,也可以让实学派独揽大功,从而在朝堂之上也对心学派形成压制。
自从被高务实搭救出来,曹簠一直都想找机会报答一番,除了忠诚充当恩堂的“沐恩门下走狗小的曹某”之外,他也一直都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此次出兵夺回北关,虽然真正的交战只有叶赫河一战,但从战略上而言,曹簠自认为任务完成得还是很好的。
在曹簠看来,努尔哈赤止步南关并派出亲弟弟随军,可见其畏惧自己的兵威;布日哈图虽然耍了一大堆花枪,最终也还是在叶赫河边被击退,顺便迫使蒙古人放弃了已经到手的叶赫西城;甚至在收复西城之后找到了两大通敌罪证。
不管怎么看,这场仗他曹簠都打得漂漂亮亮。而具体战场表现,根据刚才张万邦送来的战场清点结果来看,此战明军伤亡甚至低于蒙古骑兵。考虑到此战图们甚至投入了两千重骑兵,而重骑兵的损失更是高达一千两百余,明军拢共不到一千人的损失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步兵直面重骑兵冲击打成这样,任谁来评价都得翘起大拇指夸一句英雄了得,不是么?
如果还要更细节一点,那么张万邦本部的损失只有三百余人,这就更让曹簠安心了——张万邦所部别看没有“张家军”这个说法,但他部乃是高司徒“以步制骑”的典范,他所部要是损失大了,高司徒那里搞不好就不太好交待。现在张万邦的损失很小,想必高司徒听到消息一定是满意的。
高司徒的支持,是曹簠最大的底牌,也是底气所在。有了这次北关之胜,而李成梁又出了事的话,高司徒不支持他曹簠出任辽东总兵还能支持谁?
曹簠一个人在布寨房中兴奋了一会儿才逐渐平静下来,然后他才想到一个问题:这三封信能的能当做罪证来用吗?
对努尔哈赤而言,这一封信应该就够了,因为努尔哈赤是“虏酋”,属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那一批人。
说句不客气的话,朝廷要对付这些虏酋,有时候甚至都未必需要什么确凿的证据,只要朝廷甚至仅仅辽东督抚、总镇觉得你该敲打一番了,那么没准第二天就给你来个大军压境。至于虏酋本人,你或是选择遣使求降,直接躺平任嘲;或是选择负隅顽抗,等待犁庭扫穴。
说实话,躺平任嘲可能是最佳选择。比如叶赫被高务实二话不说杀了两位贝勒,但叶赫立刻躺平任嘲,根本不敢多吱一声,结果换来的就是此次明军出塞救他们与生死存亡之间,可谓回天再造。
而选择负隅顽抗就不那么妙了,比如王杲当年不听李成梁的招呼,非要自认英雄,结果就被李引城犁庭扫穴,把古勒寨连破两次——父亲王杲一次,儿子阿台一次,灭了个干干净净。
说起来,要不是王杲父子非要坟头蹦迪,作死作到死绝,哪有后来努尔哈赤什么事。
所以努尔哈赤的这条罪证肯定是有用的,无非在于高司徒是不是打算动用这条罪证来找努尔哈赤的麻烦罢了。不过,用不用固然是高务实说了才算,但他曹簠把这封信交上去,总能算是立了个功。
但是“佟惟勋”的两封信算不算李成梁的罪证,曹簠清醒过来一思考,却觉得还有些拿不准。
这两封信最大的隐患,就是通篇没提“老爷”的名姓,而落款的这个“佟惟勋”,曹簠偏偏又根本不知道是谁。
佟姓乃是辽东大姓,据传源于妫姓,出自夏王朝末期太史终古的后代,属于以先祖名字改义为氏。据史籍《路史》记载,夏王朝末期,汤王积极准备伐夏桀,原夏王朝的太史终古为人贤德,世人器重,汤王遂召其入商。终古归商汤之后,其后裔子孙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终古氏,后将“终”字去“丝”偏旁改为单姓“冬氏”,再后又加“人”偏旁改称佟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佟氏正宗,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到了东晋末十六国北燕时期,辽东出了一位大学者佟万,其后又出了一位将军佟寿,因此佟姓以辽东为郡望,一如“陇西李氏”、“太原王氏”等著名大姓高门一般。后来佟姓以辽东为据点,向南方缓慢地迁移。大抵在有明一朝,佟姓人口主要集中在河北地区,不过其在辽东也始终是大姓。
不过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佟姓和后来鞑清时期的满族大姓佟佳氏既有渊源,也有区别。
满族佟佳氏,满语为donggiyahala,源出汉族佟氏,入满洲旗后,在姓氏字后面加上一个“佳”字以区别未入旗之汉姓。
这个佟佳氏本非满族姓氏,原为辽东汉族巨豪,而佟佳本为地名,在后世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
在明末后金政权建立之初,当地有佟养性、佟养正兄弟俩因居于佟佳之地,因以为氏。佟养性、佟养正兄弟俩后迁抚顺以贸易赀雄一方,当后金军攻克抚顺后,佟养性输款予努尔哈赤,而佟养正干脆携族属归努尔哈赤新组建的正蓝旗汉军。
后来佟养正之孙佟国纲于鞑清康熙二十七年疏言:“臣曾蒙太祖谕令,与佟佳氏之巴都哩蒙阿图诸大臣考订支派氏族谱,今请归满洲。”
结果鞑清部议结论:“以佟佳氏官职甚多,本应隶汉军;唯佟国纲本支宜入满洲,遂为满州正白旗人。”于是原本出身汉族的佟佳氏一族来了个“满汉分隶,族大支繁,于国朝八大姓中称最。”
除此之外,蒙古、鞑清还个有一些部落入旗后改做佟姓。如蒙古有布鲁特氏、达鲁特氏、佟尼果特氏、佟尼耀特氏等;满族有佟仓氏、栋阿氏、赫舍里氏、嘉穆呼氏、李佳氏、萨克达氏、唐达氏、佟启氏、佟鄂啰氏、佟赛哷氏、图色哩氏等。
以上这些改姓为佟氏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其中或许有不少都因为佟姓本是明时辽东大姓之故——他们可能觉得这姓氏比较高贵,遂给自己也改了个,方便自诩高人一等。
既然佟姓是辽东大姓,要查某个不出名的佟姓人士究竟是谁、高就何处,那就很麻烦了。换句话说,要证明这个佟惟勋信中所说的“老爷”就是李成梁,这事难度就很大。
首先你得找到这个佟惟勋,这不必解释;其次因为越是大姓越容易同名,所以你得证明此佟惟勋就是彼佟惟勋;最后你还得证明这个佟惟勋口中的老爷就是李成梁,而不是他私底下另有身份,其实是在为别人服务,托身李成梁府上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你瞅瞅这个难度:先要大海捞针,捞起来之后要证明我要找的就是这根针,最后还得证明这根针的主人真的是他的主人。
副本太难,玩家申请削弱……抱歉,只有高务实会冒出来这种念头,而曹簠只能自己想办法。
想办法嘛,要说思路倒也不是没有。
李成梁门客虽多,但这个佟惟勋既然负责和蒙古人打交道,而且亲自写信,那么他必然应该是懂“番语”的,哪怕这两封信是用汉文书写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用汉文书写,只能说明佟惟勋对蒙古人有心理优势,他知道自己哪怕用汉文,对方也不能说什么你不讲礼貌之类的屁话。
更何况这两封信是写给布日哈图的,而众所周知布日哈图是蒙古人中的学问家,汉文水平放在大明搞不好都能考个秀才举人什么的,佟惟勋用汉文书写根本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困扰。
所以佟惟勋的身份只需要在李成梁的门客之中暗查,尤其是懂番语的门客之中暗查,多半便会有所收获。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证明“此佟惟勋即彼佟惟勋”,这一点也不能说很难办,只要找到“李成梁门客佟惟勋”的笔迹,拿来与这两封信做一比较就能判断。
确认笔迹这种事,在后世基本上需要专业人士才干得了,普通人是挺难搞定的,尤其如果对方刻意隐瞒的话,不过这事儿在当前却不需要那么“专业”。
这年头的朝廷大佬们全是学霸出身,书法造诣那是一个比一个高,要不然科举的时候多半就刷下去了——你能名登金榜,至少科举专用字体台阁体一定是功底深厚的,而台阁体写好了再写其他字体基本上都不难,因为底子打得足够硬。
所以,只要能搞到笔迹,哪怕他曹簠不判断,交上去给朝廷大佬们一过目,判断个笔迹什么的简直小儿科。别说朝廷大佬们了,就算当今圣上也是以一笔好字著称,宸断一下两者笔迹也根本不难。
万历墨宝有真迹和照片,水平大概可以让现在一些书法家惭愧。历史上他少年时期的字就写得很好,张居正一开始就夸过,结果万历受到鼓舞,更加努力练字。谁知道后来张居正就不夸了,直到有一次,张居正终于开口,却是劝谏小皇帝,切勿把精力都放在写字之上,而是多读些有用的书,以便于将来治国安邦。
张居正在疏文中对当时的小皇帝奏言:“皇上数年以来留心翰墨,昨仰睹赐臣大书,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踰。但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于唐宋英贤之主,皆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闻有技艺之巧也。惟汉成帝知音律,能吹萧度曲,六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皆能文章善尽,然无救于乱亡。可见君德之大,不在技艺间也。今皇上圣聪日开,宜及时讲求治理,以圣帝明王为法,若写字一事,不过假此以收放心,虽直逼钟、王,亦有何益?”
张居正这话,其实道理没错,不过可能给小朱翊钧造成了不小的心理打击。不过这一世高拱取代张居正,他对于万历钟情书法并不见责,高务实也对他说“皇帝爱写字总好过爱胡闹”,所以这一世万历的书法水平比历史上更胜一筹。
人可以找,字可以对,惟独一个难点不好办,那就是哪怕找到了人,对方在李成梁的庇护之下,他曹簠要怎么才能让他自承信中所说的“老爷”就是李成梁本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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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曹簠此时是兴奋多一点还是紧张多一点,但想必他不至于害怕。
三封信,两条大罪证。一条牵涉到努尔哈赤,这是他辽阳副总兵默认负责的对象;一条牵涉到李成梁,这是他在辽东更进一步的最大阻碍。
如果把这两条罪证交上去,朝廷倘若要动努尔哈赤,这第一责任人多半就是他曹簠,换句话说出战主将人选多半是他,战功当然也归他。
如果朝廷要动李成梁,那就更妙了,辽东因为环境比较特殊,其总兵素来以本地将领充任为主,外地调任为辅,而且主次比例非常分明,外调而来的总兵还是比较罕见的。
现在辽东本地将领里头,倘若排除了李成梁,剩下无论从资历、从战功、从军中威望亦或者其他任何方面来看,最有资格接任总兵的人选都非他曹簠莫属。
这是明面上的优势,在此之外还有暗地里的优势。李成梁现在已经是心学派的人了,他一旦出事,心学派肯定头大,而实学派肯定得势不饶人,必然要趁机掀翻李成梁,把辽东总兵这个要职掌握在自己手中。
辽东尤其是辽河以西地区,是当前大明“西怀东制”国策之下最方便对察哈尔发动攻势的两个地区之一,与蓟镇平分秋色。
辽河以西地区是辽东总兵的直接辖区(辽河以东通常由副总兵主管,不过李成梁在任时威望太重,而且他需要战功给家丁创收,所以也经常亲自跑过来动兵),心学派近来一直拉拢李成梁,也是希望在“东制”国策中捞一波功劳,以免实学派再次专美于御前。
在这般情况之下,曹簠觉得高司徒肯定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定会把辽西也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整个“东制”尽在掌握的局面。毕竟这样一来,既可以确保察哈尔一战各部令行禁止,提高胜算,也可以让实学派独揽大功,从而在朝堂之上也对心学派形成压制。
自从被高务实搭救出来,曹簠一直都想找机会报答一番,除了忠诚充当恩堂的“沐恩门下走狗小的曹某”之外,他也一直都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此次出兵夺回北关,虽然真正的交战只有叶赫河一战,但从战略上而言,曹簠自认为任务完成得还是很好的。
在曹簠看来,努尔哈赤止步南关并派出亲弟弟随军,可见其畏惧自己的兵威;布日哈图虽然耍了一大堆花枪,最终也还是在叶赫河边被击退,顺便迫使蒙古人放弃了已经到手的叶赫西城;甚至在收复西城之后找到了两大通敌罪证。
不管怎么看,这场仗他曹簠都打得漂漂亮亮。而具体战场表现,根据刚才张万邦送来的战场清点结果来看,此战明军伤亡甚至低于蒙古骑兵。考虑到此战图们甚至投入了两千重骑兵,而重骑兵的损失更是高达一千两百余,明军拢共不到一千人的损失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步兵直面重骑兵冲击打成这样,任谁来评价都得翘起大拇指夸一句英雄了得,不是么?
如果还要更细节一点,那么张万邦本部的损失只有三百余人,这就更让曹簠安心了——张万邦所部别看没有“张家军”这个说法,但他部乃是高司徒“以步制骑”的典范,他所部要是损失大了,高司徒那里搞不好就不太好交待。现在张万邦的损失很小,想必高司徒听到消息一定是满意的。
高司徒的支持,是曹簠最大的底牌,也是底气所在。有了这次北关之胜,而李成梁又出了事的话,高司徒不支持他曹簠出任辽东总兵还能支持谁?
曹簠一个人在布寨房中兴奋了一会儿才逐渐平静下来,然后他才想到一个问题:这三封信能的能当做罪证来用吗?
对努尔哈赤而言,这一封信应该就够了,因为努尔哈赤是“虏酋”,属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那一批人。
说句不客气的话,朝廷要对付这些虏酋,有时候甚至都未必需要什么确凿的证据,只要朝廷甚至仅仅辽东督抚、总镇觉得你该敲打一番了,那么没准第二天就给你来个大军压境。至于虏酋本人,你或是选择遣使求降,直接躺平任嘲;或是选择负隅顽抗,等待犁庭扫穴。
说实话,躺平任嘲可能是最佳选择。比如叶赫被高务实二话不说杀了两位贝勒,但叶赫立刻躺平任嘲,根本不敢多吱一声,结果换来的就是此次明军出塞救他们与生死存亡之间,可谓回天再造。
而选择负隅顽抗就不那么妙了,比如王杲当年不听李成梁的招呼,非要自认英雄,结果就被李引城犁庭扫穴,把古勒寨连破两次——父亲王杲一次,儿子阿台一次,灭了个干干净净。
说起来,要不是王杲父子非要坟头蹦迪,作死作到死绝,哪有后来努尔哈赤什么事。
所以努尔哈赤的这条罪证肯定是有用的,无非在于高司徒是不是打算动用这条罪证来找努尔哈赤的麻烦罢了。不过,用不用固然是高务实说了才算,但他曹簠把这封信交上去,总能算是立了个功。
但是“佟惟勋”的两封信算不算李成梁的罪证,曹簠清醒过来一思考,却觉得还有些拿不准。
这两封信最大的隐患,就是通篇没提“老爷”的名姓,而落款的这个“佟惟勋”,曹簠偏偏又根本不知道是谁。
佟姓乃是辽东大姓,据传源于妫姓,出自夏王朝末期太史终古的后代,属于以先祖名字改义为氏。据史籍《路史》记载,夏王朝末期,汤王积极准备伐夏桀,原夏王朝的太史终古为人贤德,世人器重,汤王遂召其入商。终古归商汤之后,其后裔子孙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终古氏,后将“终”字去“丝”偏旁改为单姓“冬氏”,再后又加“人”偏旁改称佟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佟氏正宗,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到了东晋末十六国北燕时期,辽东出了一位大学者佟万,其后又出了一位将军佟寿,因此佟姓以辽东为郡望,一如“陇西李氏”、“太原王氏”等著名大姓高门一般。后来佟姓以辽东为据点,向南方缓慢地迁移。大抵在有明一朝,佟姓人口主要集中在河北地区,不过其在辽东也始终是大姓。
不过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佟姓和后来鞑清时期的满族大姓佟佳氏既有渊源,也有区别。
满族佟佳氏,满语为donggiyahala,源出汉族佟氏,入满洲旗后,在姓氏字后面加上一个“佳”字以区别未入旗之汉姓。
这个佟佳氏本非满族姓氏,原为辽东汉族巨豪,而佟佳本为地名,在后世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
在明末后金政权建立之初,当地有佟养性、佟养正兄弟俩因居于佟佳之地,因以为氏。佟养性、佟养正兄弟俩后迁抚顺以贸易赀雄一方,当后金军攻克抚顺后,佟养性输款予努尔哈赤,而佟养正干脆携族属归努尔哈赤新组建的正蓝旗汉军。
后来佟养正之孙佟国纲于鞑清康熙二十七年疏言:“臣曾蒙太祖谕令,与佟佳氏之巴都哩蒙阿图诸大臣考订支派氏族谱,今请归满洲。”
结果鞑清部议结论:“以佟佳氏官职甚多,本应隶汉军;唯佟国纲本支宜入满洲,遂为满州正白旗人。”于是原本出身汉族的佟佳氏一族来了个“满汉分隶,族大支繁,于国朝八大姓中称最。”
除此之外,蒙古、鞑清还个有一些部落入旗后改做佟姓。如蒙古有布鲁特氏、达鲁特氏、佟尼果特氏、佟尼耀特氏等;满族有佟仓氏、栋阿氏、赫舍里氏、嘉穆呼氏、李佳氏、萨克达氏、唐达氏、佟启氏、佟鄂啰氏、佟赛哷氏、图色哩氏等。
以上这些改姓为佟氏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其中或许有不少都因为佟姓本是明时辽东大姓之故——他们可能觉得这姓氏比较高贵,遂给自己也改了个,方便自诩高人一等。
既然佟姓是辽东大姓,要查某个不出名的佟姓人士究竟是谁、高就何处,那就很麻烦了。换句话说,要证明这个佟惟勋信中所说的“老爷”就是李成梁,这事难度就很大。
首先你得找到这个佟惟勋,这不必解释;其次因为越是大姓越容易同名,所以你得证明此佟惟勋就是彼佟惟勋;最后你还得证明这个佟惟勋口中的老爷就是李成梁,而不是他私底下另有身份,其实是在为别人服务,托身李成梁府上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你瞅瞅这个难度:先要大海捞针,捞起来之后要证明我要找的就是这根针,最后还得证明这根针的主人真的是他的主人。
副本太难,玩家申请削弱……抱歉,只有高务实会冒出来这种念头,而曹簠只能自己想办法。
想办法嘛,要说思路倒也不是没有。
李成梁门客虽多,但这个佟惟勋既然负责和蒙古人打交道,而且亲自写信,那么他必然应该是懂“番语”的,哪怕这两封信是用汉文书写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用汉文书写,只能说明佟惟勋对蒙古人有心理优势,他知道自己哪怕用汉文,对方也不能说什么你不讲礼貌之类的屁话。
更何况这两封信是写给布日哈图的,而众所周知布日哈图是蒙古人中的学问家,汉文水平放在大明搞不好都能考个秀才举人什么的,佟惟勋用汉文书写根本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困扰。
所以佟惟勋的身份只需要在李成梁的门客之中暗查,尤其是懂番语的门客之中暗查,多半便会有所收获。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证明“此佟惟勋即彼佟惟勋”,这一点也不能说很难办,只要找到“李成梁门客佟惟勋”的笔迹,拿来与这两封信做一比较就能判断。
确认笔迹这种事,在后世基本上需要专业人士才干得了,普通人是挺难搞定的,尤其如果对方刻意隐瞒的话,不过这事儿在当前却不需要那么“专业”。
这年头的朝廷大佬们全是学霸出身,书法造诣那是一个比一个高,要不然科举的时候多半就刷下去了——你能名登金榜,至少科举专用字体台阁体一定是功底深厚的,而台阁体写好了再写其他字体基本上都不难,因为底子打得足够硬。
所以,只要能搞到笔迹,哪怕他曹簠不判断,交上去给朝廷大佬们一过目,判断个笔迹什么的简直小儿科。别说朝廷大佬们了,就算当今圣上也是以一笔好字著称,宸断一下两者笔迹也根本不难。
万历墨宝有真迹和照片,水平大概可以让现在一些书法家惭愧。历史上他少年时期的字就写得很好,张居正一开始就夸过,结果万历受到鼓舞,更加努力练字。谁知道后来张居正就不夸了,直到有一次,张居正终于开口,却是劝谏小皇帝,切勿把精力都放在写字之上,而是多读些有用的书,以便于将来治国安邦。
张居正在疏文中对当时的小皇帝奏言:“皇上数年以来留心翰墨,昨仰睹赐臣大书,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踰。但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于唐宋英贤之主,皆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闻有技艺之巧也。惟汉成帝知音律,能吹萧度曲,六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皆能文章善尽,然无救于乱亡。可见君德之大,不在技艺间也。今皇上圣聪日开,宜及时讲求治理,以圣帝明王为法,若写字一事,不过假此以收放心,虽直逼钟、王,亦有何益?”
张居正这话,其实道理没错,不过可能给小朱翊钧造成了不小的心理打击。不过这一世高拱取代张居正,他对于万历钟情书法并不见责,高务实也对他说“皇帝爱写字总好过爱胡闹”,所以这一世万历的书法水平比历史上更胜一筹。
人可以找,字可以对,惟独一个难点不好办,那就是哪怕找到了人,对方在李成梁的庇护之下,他曹簠要怎么才能让他自承信中所说的“老爷”就是李成梁本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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