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2章 大户部

    丁亥京察的结束，看似一场风波已经过去，但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来高务实的动作并未稍停，甚至颇有些打算势如破竹、乘胜追击的意思。心学派一方更是觉得压力巨大，应接不暇。
    丁亥京察事毕的次日，高务实便上疏言及此前《取用疏》得到批准之后，他与户部同僚和衷共济，终于将预定增设的两署十一司编制及规章制度拟定完毕，随时可以上呈以奏。
    两署十一司之两署，即预定增设的户部审计署、户部关税署。按照高务实在《取用疏》中所言，户部也要效仿兵部“四侍郎制”，另外增设两名侍郎，专职分管两署。
    朝野共知的是，户部增设两侍郎和昔日高拱在兵部增设两侍郎，其实是大不相同的。
    兵部增设两侍郎，基本上只是多了两个侍郎官职。其中戎政侍郎相当于给京营直接空降一位文官去领导，在兵部内部并没有新设机构，可以说戎政侍郎的直接“下属”就是京营。
    另一位侍郎则更多地像是储备干部。高拱的本意是一旦某地有事，或者某重要疆臣意外出缺，朝廷可能一时找不到人选接替，如此兵部的这位侍郎便可以直接顶上。
    这位侍郎在兵部任职期间，主要任务便是留心各地防务现状，做到对各方边情都有充分了解，随时能够完美接替任何出缺的重要疆臣(一般指九边地区的总督)。那么换句话说，兵部也无需为此另设机构。
    无需另设机构，意味着虽然增加了两位三品大员，但这一改革仍不能算作是“结构性”的改革，它是作为现有体系下的某种补充完善而出现的。
    高务实的户部四侍郎制改革却显然不同与此，其不仅增设了两位侍郎，更关键的是增设了两署十一司，这是典型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最直观的改变，就是户部变得更加膨胀了。
    众所周知，六部的地位排序是“吏、户、礼、兵、刑、工”，户部在六部之中的地位仅次于掌管天下铨务的吏部。
    这一点甚至从别称上都能看得出来：吏部尚书号称天官，户部尚书号称地官。剩余四部尚书则只能靠后一档，各分春夏秋冬四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
    与此同时，如果论编制规模，则户部反超吏部，同时也力压其余四部，一直是朝廷的第一大衙。[注：吏部编制不大，别说比户部了，它比兵部、刑部、工部都小，大抵只和礼部相当。]
    本来就是最大的衙门，现在还要继续膨胀，而且一膨胀就要直接多出十一个司，这就太惊人了。
    司是什么级别？按理说也不高，主管官员为郎中，级别为正五品，尚不及一知府。
    然而大明与鞑清不同，鞑清是京官不如外官，因为外官权力既大，油水也足；大明是外官不如京官，京官不仅地位明显高于外官，而且升官容易，权力也大，同时还不像外官一样天天被都察院盯着(这里的都察院包括以都察院本职外派的巡抚、巡按)。
    京官中的任何一位郎中，只要他自问行得正坐得直，是完全不虚七品御史的。外官则不然，头顶就有一位按台老爷在，哪怕你是二品布政使，见了那区区七品的按台，不少时候都得自称下官，弯腰赔笑。
    况且现在六部之中的吏部、礼部、兵部、工部这四个部都各自只有四个司，而户部本就是按照十三省(布政司)分的十三个司(刑部也是)，这样你还要直接增加十一个司，不嫌夸张吗？
    然而高务实不嫌夸张，在他的思维里，三省六部制中的户部本来就叫做民部，事关民生的事情按理几乎都归户部管，这如果放在后世是什么概念？
    那意味着户部至少相当于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农业部、工信部、民政部、资源部、商务部、审计署、人民银行、国资委、国税总局、统计局、市监局的集合体。
    与此同时，诸如交通部、水利部、住建部、文旅部等的部分职能，户部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如此来看，光按十三省来分各司，显然是不够用的，必须进一步专业化、直属化才能把各项工作条理清晰地办好，而不是让很多事情找不到对口的衙门，最后闹来闹去互相扯皮。
    打个比方，就说盐务问题，广盐侵蚀淮区，南京户部始终管不好是为什么？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有一条必然不能忽视：南京户部管不着广东的财政，包括盐务。
    南京户部可以管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的粮税征收，但这里只是粮税，其余绝大多数财政事务仍由北京户部管辖，至于广东，那就更和南京户部毫无干系了。
    换句话说，从南京户部派出到扬州的盐务官员，只能管理淮区盐务，对于广盐的侵蚀他插不上手，顶多只能上奏到皇帝面前，让皇帝来宸断并下旨解决。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南北二京的户部名义上是同级而并不互相隶属的，因此北京户部又管不着上司为南京户部的淮区盐务，如此它显然也不大可能为了淮区盐务的稳定，去责怪自己管辖的广盐——老子的儿郎们就是这么能打，你待怎的？有本事咬我啊！
    你瞧，这就坏菜了。
    所以高务实很反感这种行政权力被分割，导致事权不统一，各地之间互相扯皮的结构。这种分裂造成了无法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各自为政，使各种事情陷入内耗，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
    因此他一直认为，光是按照十三省来分司财权是有问题的，何况大明的行政结构也很独特，它在十三省之外还有两京(南直隶、北直隶)，因此很多专门的事项必须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统管，同时还得把两京的特权取消，一并来管辖。
    当然，鉴于南京六部也有积极意义，高务实倒也不是说非要让整个南京六部完全变成养老院，只是必须把“南北并立”的局面改掉，明确以北京六部为主导，南京方面不能独外于天下。惟其如此，才能政令畅通，上下齐心。
    这些道理对于高务实而言是无须解释的，他有这样的心思和举动也几乎是一种本能，毕竟红朝的经验摆在那里，好与不好自有效果说话。
    唯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权力越大便越需要监管得力。眼下户部由他自己掌舵还好说，可将来万一他调任了，这样的一个大户部就千万出不得问题，否则一不小心，结果就是灾难性的。
    不过他才上任两个月左右，朝廷的财政窘迫也不可能立刻就得到根本性改善，显然皇帝暂时还不可能将之调职，所以还不必过于着急，监管问题到时候再议也来得及。
    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大户部的架子搭起来再说。
    心学派在本次丁亥南察中，损失了大本营南直隶地区不少位置，士气方面比较低落。高务实这道奏疏上去，虽然申时行和王锡爵都大为紧张，外界对此也议论纷纷，但却没有形成太大的阻力。
    次日一早，朱翊钧的圣旨就下来了，批准同意户部进行四侍郎制度改革，增设右侍郎两名，分管即将设立的审计署与关税署。
    与此同时，圣旨中还明确要求户部尚书高务实尽快举荐两侍郎及十一司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各级官员，要求他与吏部商议之后立刻上报。如吏部与他有不同意见，则两种意见同时上报，“朕自有宸断”。
    话虽如此，其实不管是皇帝还是外廷其他官员，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只是句套话。吏部乃是实学派自隆庆四年年初以来一直的大本营，杨巍虽然不能算是完完全全的实学派，但从一直以来的表现看，显然他不可能反对高务实的举荐，所谓意见冲突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存在。
    这么一来，高务实位于昭回靖恭坊的尚书高府再次变得门庭若市起来，形形色色各类官员都想方设法希望引起高务实的注意——这多么官帽子掌握在他手里，而且一听名目就知道几乎全是实权职务，谁不想去分一杯羹？
    不过很可惜，高务实府上“高挂免战牌”，门子客客气气告知前来拜访的官员们同一句话：“老爷交待，近来事忙无暇会客，还请贵客体谅则个。”
    别说其他官员了，便是实学派出身的官员都进不了高府大门。那就没法了，大伙儿只好陪着笑脸，留下自己的拜帖告辞而去。
    高务实倒也不是故意做作，眼下这种敏感时刻，他的确不便会客，否则你有你的渊源，他有他的关系，大家都跑来求官，高务实到底给谁不给谁？无论怎么做都不好，还容易遭人非议——这几乎是必然的。
    事实上，对于分管两署的两位侍郎人选，高务实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决定。
    主审计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杨俊民，主关税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赵于敏。
    杨俊民字伯章，号本菴，乃是故兵部尚书杨博之子。其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拜官户部主事，历任礼部郎中。隆庆初年升为河南提学副使，万历初年曾任太仆少卿。其父杨博辞官退休，杨俊民也主动辞官，侍奉父亲回乡。
    后来杨博去世，他在丁忧期满之后起为原官，今年丁亥京察正好考满，考绩为优，满足升迁条件。
    高务实用杨俊民，虽然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派系考虑，需要将晋党继续团结在实学派内，并且保持其作为自己主要臂助的目的，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杨俊民本身精于财务。
    这个年代的山西官员比较另类，其中表现优秀的大抵分为两种：一种精于边务，一种精于财务，杨俊民属于后者。
    在原历史上，杨俊民在万里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七年这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官居户部尚书一职，只此一点便看得出他长处所在。
    要知道，户部尚书这个位置可不好干，尤其是碰上朝廷用度开销巨大的年景，一个弄不好就是丢官去职，甚至被追究责任的下场。终明一朝，户部尚书“出事”的几率非常之高，完全称得上是高危职业。
    杨俊民显然不算运气好，因为在他任职户部尚书的这段时间里，爆发了援朝抗倭之战。
    虽说此战真正的军费其实是以朱翊钧内帑提供为主，户部只能算打了个下手，然而爆发这样规模且持续数年的大战，对于国内的经济也是有严重影响的。
    杨俊民的功劳就在于，没有让此战严重影响道国内的民生，各项经济指数基本平稳，也因此他的位置才坐得稳稳当当。
    当然，彼时辽东的情况还是比较惨的，不过高务实不能拿他跟自己比——人家可不是几百年后穿越回来的。
    不过高务实不打算让杨俊民分管关税署，因为杨家本身也是大富之家，族中产业颇多，同时也做边贸买卖，与土默特的贸易额相当不小。
    虽然不曾听说杨俊民本人在原历史有什么经济问题，但高务实为了避免出现“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的情况，还是打算让他管理审计而非关税。
    至于赵于敏，这是高务实的老熟人了，在广西时便已熟识。而且赵于敏在京中没什么厉害靠山，因此很早便于高务实搭上了线。后来在一些事情上赵于敏也一直都站在高务实的阵营里，不曾有所动摇。
    另外，或许是赵于敏在广西时便见识了高务实的经济手段，他此后在外地为官时也照本宣科地模仿过不少，效果倒也不差，看起来对财政工作有一定的理解。
    赵于敏已经做到湖广右布政，单从品级上来说完全可以调任户部侍郎。同时，高务实也需要从自己的人里提拔一部分，这样才能形成向心力。
    只不过这两个任命有一点点小问题：杨俊民和赵于敏都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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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今天家里有客，没法加更了，顺延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