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我打小性格内向，如果别人不主动和我说话，我能一天不言语，却又胆大妄为，在我们那一片胡同大杂院儿小伙伴当中，可是有名的“蔫土匪”，和别人打赌睡过停尸房、爬过工厂的大烟囱，脑子一热没有不敢干的，干什么事都不计后果。
    我还有一个毛病——从小认死理，不论出了多大的事，能自己扛就自己扛，能不给别人添麻烦就不给别人添麻烦。
    只要是我自己惹的事，我绝不去找别人踢脚儿，如果说让别人帮我办了，那等同于认栽。
    正是由于这种性格，没少让我吃亏，更没少招灾惹祸。
    其实我上小学那阵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至少规规矩矩，学习成绩也说得过去，但是升入初中以来，随着青春期叛逆期接踵而至，让我定力全失，再加上跟二黑打架一事，迫使我和李斌等人的关系越来越近。
    虽然我和小石榴并不想轻易入伙，但是近半年所有发生的事情，或多或少都有李斌他们参与在其中。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仅凭我和小石榴两个人，绝对成不了大气候，一定得借助李斌现有的力量，才能够站得住脚，说白了这就叫“借横”。
    李斌对我和小石榴也是“求贤若渴”，我们就彼此心照不宣地一拍即合了。
    李斌也确实有当大哥的范儿，咱绝不夸张，他长得有几分像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也是大高个，修长笔挺，小圆乎脸儿，面部轮廓清晰，一笑透着一肚子坏主意。
    当初在我们那一带第一个穿rb风衣的就是他，一脑袋油渍麻花的怀卷儿，派头十足，要不我们老城里有名的漂亮姐“大公鸡”，怎么会玩命追李斌呢？
    我之前从李斌手里接了一顶将校呢帽子，如今成天和他混在一起，总觉得欠着他的，当然不止物质上的，还包括人情债，李斌屡次为我出头，不论他起的作用是大是小，他也都到场了。
    于是我一直想着，必须送他点东西。
    小石榴对此不以为然，他也不太愿意跟李斌等人掺和，但我心意已决，思忖再三，准备物色一顶甲等剪绒帽子献给李斌，权当我和小石榴加入李斌团伙的觐见礼。
    剪绒帽子脱胎于“**帽”，也就是解放军55式冬季棉帽，用四瓣羊皮面缝制而成，里面絮上棉花，定型之后把外层羊毛修剪得齐齐整整，摸上去手感极佳。
    那时候剪绒帽子分甲乙丙丁四个档次，甲级帽子差不多三十块钱一顶，至少相当于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而最低档的一顶也得二十块钱。
    大耍儿的标配是一件将校呢大衣、四个兜的军褂、将校呢裤子、校官靴、军挎包。
    到了冬天，还得再加上一顶剪绒帽子，缺了哪一样，造型上都差点儿意思。
    刚过完春节，海河上还没解冻，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一伙人来到北马路二中心医院门前。
    大门左侧有一间公厕，泛出一股风干的屎尿味，公厕门前是一盏路灯，细长的灯杆儿顶端挂着一个乌乌涂涂的电灯泡，下面站着宝杰，再往西，下一根灯杆儿下是我。
    我对面是南项胡同，胡同口站了四个人——亮子、国栋、小义子和司令。
    他们隔着一条北马路盯着我和宝杰。
    已经晚上十点来钟了，路上原本就行人稀少，而我们要等的——头戴剪绒帽子的人一直也没出现。
    宝杰在我前一根灯杆儿下边，负责寻找目标，并对帽子的品质把关，黄色的、太旧的一概不要。
    尽管那时的路灯比较昏暗，但也不至于看不出帽子的成色。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仍未见到合适的目标。
    我焦急地往宝杰那边看了看，只能看出他的大致轮廓，以及忽明忽暗的烟头，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促使我伸手摸了摸别在腰里的刮刀，顿时恶从胆边生，莫名地兴奋起来，不停地跺着脚，活动着几乎被冻木了的双腿，随时准备出手！
    还真是有鬼催的，倒霉不分时候，等了一晚上没等到路过的人，突然从二中心医院里晃晃荡荡走出两位。
    正好在其中一位的头上，戴着一顶成色非常之好的剪绒帽子。
    宝杰赶紧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枚摔炮，我也立即躲进了路灯下的阴影。
    宝杰看着那两个人离我越来越近，马上到跟前了，他举手扔下摔炮，落在地上发出“啪”
    的一声脆响。
    那两个人被黑夜里的摔炮声吓了一跳，转过头望向宝杰，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我从灯杆下蹿出来，一把夺下了那顶剪绒帽子，随即跑马路对面的南项胡同。
    埋伏在胡同口的几个同伙见状，也转身进了胡同。
    老城里的胡同四通八达，胡同连着胡同，不在此处居住的人走入其中，便如同进了迷宫，东绕西绕，越转越懵。
    况且月黑风高，深更半夜的，谁敢追进来？怎知道那两个倒霉蛋儿也是混不吝，居然一前一后追入了南项胡同。
    我突然转回身来，加上司令、国栋、亮子、小义子四个人，还有包抄而至的宝杰，一共六大位，将这俩人团团围住！
    那俩人发觉情况不对，立即往后退，可是手持古巴刀的宝杰，已经横刀立马堵了他们的后路。
    那俩人只得站住了脚步，被我下了帽子那位，显然有点虚了，却仍故作镇定，开口问道：“怎么着哥儿几个？你们这是寻仇啊？还是劫道啊？”
    我拿刮刀顶住了他咽喉，一脸鄙视的对他说：“你如果识抬举，我只留帽子，敢说个不字，我留下你的命！”
    那位说：“哥们儿你话说大了吧，你真敢把我命留下吗？”
    我一仰下巴，挑衅地问他：“你想试试？”
    他旁边那个人说：“哥儿几个算了吧，帽子你们拿走，我们哥儿俩是送伤号来二中心看刀伤，官面上已经介入了，这要一天弄两场事儿，我们也顾不过来。
    不如这样，你们哥儿几个留下名号，让我们哥儿俩全须全尾儿地走路，我们先把那场事儿了结了，回头再说咱们之间的事儿行吗？”
    我心说：“怪不得这俩人大半夜的从二中心医院里出来，原来是送朋友来治伤！”
    当即从鼻孔中“哼”了一声，回答道：“真要是这样，我们也不欺负你们，我叫墨斗，西门里的，等你们把屁股擦干净了再来找我。今儿个我不摸你，你走你的，名号已经留给你了，有想法随时过来，我候着你！”
    然后收了刮刀，示意宝杰让开一条道，看着那两个人走出胡同，消失在了寒冷的夜幕中。
    我们几个得胜而归，吹着口哨，顶着凛凛寒风，穿过长长的南项胡同、城隍庙、府署街，来到葛家大院李斌的那间平房。
    一个人跳墙进院儿，从里面打开门，其余的人陆续进去。
    大院里的邻居早已入睡了，唯有李斌那间屋子还是灯火通明。
    屋中已经坐了几个人，烟雾弥漫，酒气熏天，桌子上残羹剩饭，酒杯歪斜。
    待到我们进了屋，宝杰过去拉上窗帘，扭脸将食指放嘴上“嘘”了一声，众人立刻压低了声音。
    李斌接过我递给他的剪绒帽子，仔仔细细端详了一番，嘴角泛出一丝笑意。
    他把帽子搁到五斗橱上，斟满了一杯酒递给我，自己也端起酒杯，“啪”地一下碰在我的酒杯上，扬起脖一饮而尽，然后潇洒地一亮杯底，说了声：“墨斗，谢了！”
    我二话没说，也一口干了杯中酒。
    那一阵子，我们以李斌为首，打打杀杀地组成了这么一个团伙，此刻算是正式聚齐了，都是十七八上下的半大小伙子，正值精力旺盛、七个不含糊八个不在乎的年纪。
    当天夜里我们一直喝到天亮，醉得一塌糊涂。
    谁也想不到，就为了那顶剪绒帽子，居然引发了“城里”同“西头”之间的一场大战！
    剪绒帽子被我抢了的那个人，绰号“老哑巴”。
    您甭看他顶着这么一个外号，其实即不聋也不哑，皆因他小时候开口说话很晚，周围的熟人才这么称呼他。
    按照过去迷信的说法——贵人语话迟，长大之后的老哑巴非但不是哑巴，还格外的能说会道，嘴皮子底下不饶人，因为嘴太欠，也没少给他身子惹祸！说到他的长相，完全可以用“眉清目秀”四个字来形容，清秀中又透出一股贼气，搁到如今也是一帅哥。
    但在八十年代，审美标准崇尚浓眉大眼、四方大脸，长成他这样的并不吃香。
    老哑巴家住在西关街上的一条小胡同里，那个地方叫“南小道子”，并且认识在西关街一带赫赫有名的“小林彪”，他一直视小林彪为自己的大哥。
    小林彪也是外号，此人本名“崔勇”，手下门徒众多，但是没几个过命的朋友，大都是为了各自的生存地位提名报号，打着小林彪的旗号到处招摇。
    老哑巴跟他们不一样，他对小林彪马首是瞻。
    小林彪对老哑巴也不错，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老哑巴得以在西头横行，加之有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嘴上狠劲儿十足，遇事儿那是连打带吓唬，也就很少有人敢惹他，更别说下他的剪绒帽子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你看谁敢戴着一顶成色尚好的剪绒帽子出门，那都不用问，必定是称霸一方的主儿，最损也得在道儿上有一号。
    否则在自己家门口你都戴不住，更别说往远处走了。
    没两下子真不敢充那个大尾巴鹰，把帽子搁在家里方为上策！
    在当时来说，老哑巴有恃无恐目中无人，在外嘴欠惹祸之时，从不忘提一句自己是“西头人”！
    提到“西头”，咱得再说一说老天津卫口中的西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顾名思义，泛指以西马路为界，往西那一片区域，其中包括“西关街、西营门、西市大街、南大道、西大弯子、掩骨会”。
    当年总有那么一些人，动不动就提自己是“西头的”，皆因天津卫西头民风彪悍，纵然是锅伙混混儿，也有得是铮铮铁骨的好汉，英雄豪杰辈出，他们行的端做得正，好汉护三村，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胳膊折了折袄袖里，牙掉了往肚子里咽，立起来是根棍，躺下来是条线，好脸儿好面儿，从不欺软不怕硬，首当其冲的就属清末民初家住西头掩骨会的李金鳌李二爷。
    天津卫稍微上点儿岁数的，谁没听过“李金鳌开逛、锦衣卫桥二次折腿”？正所谓“朋友有道儿，混混儿有论”，折胳膊断腿朋友道儿，三刀六洞混混儿论。
    这话怎么讲呢？在天津卫当玩儿闹，出去开逛是为了交朋友，为了哥们儿义气，你得舍得折胳膊断腿。
    流氓打架才见了面直接动手，当混混儿有文武论：首先是话茬子够硬，能在一方地界说说道道，不仅得有独当一面的实力，还得有胜人一筹的嘴皮子，凭着一派降人的言语，不战而屈人之兵。
    其次是一个对一个，讲究玩文的还是玩武的。
    玩文的是拿刀剁自己，我剁个指头，你就得剁只手。
    你剁了手，我再剁条胳膊下去，不敢玩那你就栽了。
    玩武的是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个顶个滚钉板，肩并肩下油锅，没有这个狠劲儿，不敢玩死签儿，你可成不了大耍儿。
    在老时年间，混混儿又叫“耍人儿的”，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这一百多斤。
    出来开逛的都玩儿造型，可以从打扮上看出是不是耍儿。
    清朝的大耍儿，讲究花鞋大辫子，一走一趔趄。
    八十年代初则是剪绒军帽、四个兜军褂，帆布军挎包，玩儿的就是造型！
    天津卫西头又是个出大耍儿的地方，从地名上都能听出来，怎么说是听出来，而不是看出来呢？因为“西头”二字在天津方言土语中不能加儿化音。
    熟悉本地方言的可以理解，什么能加儿化音，什么不能加儿化音，两者怎么区分呢？说到人名，凡是熟人、关系近的、往小了叫的，大多可以儿话音，相反不能加，地名也是如此，官称、尊称，基本上不能带儿化音，反之多数可用，所以说老天津卫一提到“我是西头的”，这句话一出口，说话之人无不透出那么自信、那么有底气、那么有优越感、那么的谁都不敢惹！我惹谁不好，惹上了这么一位——西头老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