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9章 大明的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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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9章 大明的特别之处
听完了裕王爷的一席话,赵贞吉和李春芳更是茅塞顿开,整个都激动的抑制不住了。
他俩万万没想到经过了裕王爷的这一番分解开导之后,原来以为仅仅只是一个枯燥无比的修书衙门,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可以掌握天下文宗之地。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以往的人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事情呢?
其实这也不是以往的古人蠢笨,也不是以为的古人脑袋僵化,而是因为时代发展的局限性。
以前的生产力过于低下,使得知识文化的传播效率也变得极其低下,除了个别贵族和士绅家族之外,绝大多数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见过书本长什么样。
但是时代发展了大明这個时期,一切的变化就不同了。
大明除了没有机械化的工业之外,但凡人力所能及的发明和创造也都到了极致。
很多明朝发明的工具,即便是现代人看了也都是叹为观止。
所以到了明代之后,不管是小说话本,还是戏曲文艺,也都到了巅峰时代,而之所以撑得起这样一个蓬勃的文明时代,还是因为大明的生产力比起前代强多少了。
不管是造纸,还是印刷,亦或是读书的群体,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后世经常是说明朝穷,明朝苦,但是一个朝代能够在如此穷苦的状态里延续近三百年,肯定也有多其特别之处的。
大明的首要特别之处之一就是对教育的投入。
在大明朝时期,官府可以不修衙,但必须得建学堂。而且这些所修的公办学堂,还会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其官职名为教谕。
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原来的历史走向之中,海瑞的官场起点就是福建南平县教谕。
也正是在这小小的教谕任上,海瑞第一次彰显出了自己的非凡之能。
海瑞主张读书人应该尊重自己的身份,不该对上官随便下跪,阿谀奉承,得有读书人的气节和骨气。
所以在他任职南平教谕期间,有一次朝廷的御史到了县学(中国古代秀才读书的学校)视察,其他学院先生们都跪在地上地通报姓名,唯独海瑞长揖行礼,说:“到御史所在的衙门当行部属礼仪。这个学堂,是先生教育学生的地方,不应屈身行礼。”
就这样海瑞特性独立的性格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至此之后,海瑞也渐渐的崭露头角,从一县教谕做到了一县知县,继而又升迁为户部主事。
并在户部主事任上完成了留名青史的《治安疏》,以真实的魔法伤害,切切实实的破了嘉靖道君的防,让嘉靖道君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所以从这些历史之中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大明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投入确实也是历朝之最。
以至于到了后来的满清,为了让普通老百姓没有反抗之力,据说还专门破坏和废止了很多的明代学堂,不再让普通汉人有机会获得读书机会,让他们世世代代的都变成一个个浑浑噩噩只知道吃饭睡觉,又被人麻木剥削的行尸走肉。
可以说在教育这一块上,明朝的风气还是非常自由,不仅允许普通人开办书院,还允许读书人结社交友,但可惜的就是明朝的财税制度实在是垃圾至极,以至于朝廷根本就无力维持应有的国防力量。
而那些得了大明好处的读书人们,大多数则是一个个自私至极,哪怕国家沦亡在即,他们依然是醉生梦死,以为不过就是一场改朝换代的正常历史轮回。反正对于朝廷所要求的税赋和责任,他们还是置若罔闻,只会哪里不爽喷哪里,从来没有任何的担当和道义可言。
哪怕是明朝已经亡了,天下换了主人,他们还以为自己可以继续享受之前在大明朝享受的特权和优待,结果最后也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其中最著名之人就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
顺治十八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以补常平仓亏空的漕粮,结果激起了苏州士人的愤慨。、
三月初,金圣叹与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以悼念顺治帝驾崩为由,借机发泄积愤,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免其职。
但是如今的天下已经不是那个闹闹事,就可以让朝廷担心影响而不了了之的大明天下了。
江苏巡抚朱国治当即就下令逮捕其中十一人,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报京城诸生倡乱抗税,惊动先帝之灵。
而当时的满清朝廷也有意威慑江南士族,加强对南方的实际统治。
于是乎,又逮捕金圣叹等七名士人,并在江宁会审,严刑拷问,最后又以叛逆罪判处斩首,于七月十三日行刑,是为哭庙案,又名江南抗税案。
所以即便是晚明的文化再发达璀璨,但在这些读书人们缺少了对家国贡献的同理心时,他们的下场最后也会像在煤山上吊的崇祯皇帝一样,落得一个凄凄惨惨的悲剧收场。
最后也只能在野蛮的屠刀之下,也得变成一串可叹可悲已经破碎的梦幻泡影。
所以朱载坖这次既然已经得到了重设弘文馆的权力,那么他就得变个法子,让这些有能耐的读书人们换一种方式得到朝廷层面的控制和支持,让他们在创作文化和知识的同时,也有一种与有荣焉的参与感。
让他们既可以享受到朝廷的帮助,又可以在赚取稿费的同时,为朝廷履行纳税的义务。同时朱载坖也可以利用弘文馆的影响力,说明纳税的重要性,以及纳税人应有的荣誉感。
只要能把纳税的概念和义务深刻的种植在这些读书人的脑海里,等到这些能够创造文化想象力的读书人们都纳了税,他们自然也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倒逼那些不纳税的士绅地主一起纳税。
要不然在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之下,谁特么能一直愿意当冤大头呢?
毕竟大明不是满清,头上没有什么八旗子弟的特权阶级。
人与人的不同,顶多就是你读书当了官,我读书还没当上官的区别。
所以想要收拾读书人,就得学会利用读书人,让那些没有得利的读书人去攻击和倒逼那一批既得利益的读书人,这才是平衡进取,改革时代的王道!
如果一味的就以刚猛之政,只搞搞什么考成法,一条鞭法等等的变化措施,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
但这种方式很容易就会引起整个读书人群体的反弹,他们会认为这是朝廷在剥削他们的暴政,一旦强推此政的人罢职或死去,人走茶凉,人亡政息的现实局面就会凸显在现实面前。
所以想要改革大明内里的财政弊病,就该换个法子由内入手,先分化一下读书人的群体属性,给他们制造出一种强烈的社会差异感,然后再刺激他们去拉平这种差异感,这不就容易多了。
(本章完)
听完了裕王爷的一席话,赵贞吉和李春芳更是茅塞顿开,整个都激动的抑制不住了。
他俩万万没想到经过了裕王爷的这一番分解开导之后,原来以为仅仅只是一个枯燥无比的修书衙门,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可以掌握天下文宗之地。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以往的人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事情呢?
其实这也不是以往的古人蠢笨,也不是以为的古人脑袋僵化,而是因为时代发展的局限性。
以前的生产力过于低下,使得知识文化的传播效率也变得极其低下,除了个别贵族和士绅家族之外,绝大多数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见过书本长什么样。
但是时代发展了大明这個时期,一切的变化就不同了。
大明除了没有机械化的工业之外,但凡人力所能及的发明和创造也都到了极致。
很多明朝发明的工具,即便是现代人看了也都是叹为观止。
所以到了明代之后,不管是小说话本,还是戏曲文艺,也都到了巅峰时代,而之所以撑得起这样一个蓬勃的文明时代,还是因为大明的生产力比起前代强多少了。
不管是造纸,还是印刷,亦或是读书的群体,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后世经常是说明朝穷,明朝苦,但是一个朝代能够在如此穷苦的状态里延续近三百年,肯定也有多其特别之处的。
大明的首要特别之处之一就是对教育的投入。
在大明朝时期,官府可以不修衙,但必须得建学堂。而且这些所修的公办学堂,还会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其官职名为教谕。
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原来的历史走向之中,海瑞的官场起点就是福建南平县教谕。
也正是在这小小的教谕任上,海瑞第一次彰显出了自己的非凡之能。
海瑞主张读书人应该尊重自己的身份,不该对上官随便下跪,阿谀奉承,得有读书人的气节和骨气。
所以在他任职南平教谕期间,有一次朝廷的御史到了县学(中国古代秀才读书的学校)视察,其他学院先生们都跪在地上地通报姓名,唯独海瑞长揖行礼,说:“到御史所在的衙门当行部属礼仪。这个学堂,是先生教育学生的地方,不应屈身行礼。”
就这样海瑞特性独立的性格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至此之后,海瑞也渐渐的崭露头角,从一县教谕做到了一县知县,继而又升迁为户部主事。
并在户部主事任上完成了留名青史的《治安疏》,以真实的魔法伤害,切切实实的破了嘉靖道君的防,让嘉靖道君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所以从这些历史之中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大明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投入确实也是历朝之最。
以至于到了后来的满清,为了让普通老百姓没有反抗之力,据说还专门破坏和废止了很多的明代学堂,不再让普通汉人有机会获得读书机会,让他们世世代代的都变成一个个浑浑噩噩只知道吃饭睡觉,又被人麻木剥削的行尸走肉。
可以说在教育这一块上,明朝的风气还是非常自由,不仅允许普通人开办书院,还允许读书人结社交友,但可惜的就是明朝的财税制度实在是垃圾至极,以至于朝廷根本就无力维持应有的国防力量。
而那些得了大明好处的读书人们,大多数则是一个个自私至极,哪怕国家沦亡在即,他们依然是醉生梦死,以为不过就是一场改朝换代的正常历史轮回。反正对于朝廷所要求的税赋和责任,他们还是置若罔闻,只会哪里不爽喷哪里,从来没有任何的担当和道义可言。
哪怕是明朝已经亡了,天下换了主人,他们还以为自己可以继续享受之前在大明朝享受的特权和优待,结果最后也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其中最著名之人就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
顺治十八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以补常平仓亏空的漕粮,结果激起了苏州士人的愤慨。、
三月初,金圣叹与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以悼念顺治帝驾崩为由,借机发泄积愤,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免其职。
但是如今的天下已经不是那个闹闹事,就可以让朝廷担心影响而不了了之的大明天下了。
江苏巡抚朱国治当即就下令逮捕其中十一人,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报京城诸生倡乱抗税,惊动先帝之灵。
而当时的满清朝廷也有意威慑江南士族,加强对南方的实际统治。
于是乎,又逮捕金圣叹等七名士人,并在江宁会审,严刑拷问,最后又以叛逆罪判处斩首,于七月十三日行刑,是为哭庙案,又名江南抗税案。
所以即便是晚明的文化再发达璀璨,但在这些读书人们缺少了对家国贡献的同理心时,他们的下场最后也会像在煤山上吊的崇祯皇帝一样,落得一个凄凄惨惨的悲剧收场。
最后也只能在野蛮的屠刀之下,也得变成一串可叹可悲已经破碎的梦幻泡影。
所以朱载坖这次既然已经得到了重设弘文馆的权力,那么他就得变个法子,让这些有能耐的读书人们换一种方式得到朝廷层面的控制和支持,让他们在创作文化和知识的同时,也有一种与有荣焉的参与感。
让他们既可以享受到朝廷的帮助,又可以在赚取稿费的同时,为朝廷履行纳税的义务。同时朱载坖也可以利用弘文馆的影响力,说明纳税的重要性,以及纳税人应有的荣誉感。
只要能把纳税的概念和义务深刻的种植在这些读书人的脑海里,等到这些能够创造文化想象力的读书人们都纳了税,他们自然也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倒逼那些不纳税的士绅地主一起纳税。
要不然在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之下,谁特么能一直愿意当冤大头呢?
毕竟大明不是满清,头上没有什么八旗子弟的特权阶级。
人与人的不同,顶多就是你读书当了官,我读书还没当上官的区别。
所以想要收拾读书人,就得学会利用读书人,让那些没有得利的读书人去攻击和倒逼那一批既得利益的读书人,这才是平衡进取,改革时代的王道!
如果一味的就以刚猛之政,只搞搞什么考成法,一条鞭法等等的变化措施,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
但这种方式很容易就会引起整个读书人群体的反弹,他们会认为这是朝廷在剥削他们的暴政,一旦强推此政的人罢职或死去,人走茶凉,人亡政息的现实局面就会凸显在现实面前。
所以想要改革大明内里的财政弊病,就该换个法子由内入手,先分化一下读书人的群体属性,给他们制造出一种强烈的社会差异感,然后再刺激他们去拉平这种差异感,这不就容易多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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