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0章 959冯保折腾陆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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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0章 959冯保折腾陆树声
张居正在万历初期进行了一次大改革,其中内容非常之多。
不过对于魏广德来说,他知道的也就是两个,一个是考成法,还有一个是一条鞭法。
看到张居正让人送来的章程就知道,首辅大人这是打算大刀阔斧干一把大的了。
对于张居正的动作,魏广德当然不会阻挠,甚至还很乐意助推一把。
毕竟,他并不清楚张居正具体的改革内容,但是以后世的眼光,都认为张居正的改革对于大明恢复国力来说是卓有成效的。
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要反对?
继续看下去,“臣等窃闻尧之命舜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皋陶之论治曰,率作兴事,屡省乃成。
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
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日“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
部臣议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部臣之责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
某罪当提问矣,或碍于请托之私,概从延缓;某事当议处矣,或牵于可否之说,难于报闻.
臣居正当先帝时,曾上《便宜六事》,内《重诏令》一款,亦尝亹亹言之,随该吏部题复,欲各衙门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抚按官,皆明立程限,责令完报,然亦未闻有如期令而以实应者.
查得《大明会典》内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门题奏本状,奉圣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礼监交收;又置文簿,陆续编号,开具本状,俱送监交收。”
又一款,“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稽缓者,参奏。”
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行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钦此。”
及查见行事例,在六科,则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缴本;在部院,则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注销
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复奏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
魏广德把张居正所拟奏疏反复看了两遍,看到奏疏抬头留白,心头瘙痒之下,提笔在其上书写了奏疏名——《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要说这考成法,其实也算简单,但是对应这个时代来说,还是颇显得有些麻烦。
它的具体做法就是在每个衙门都放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记本衙门的事务,作为底册,将一些没有必要考察的公事进行剔除。
然后再造两本一模一样的簿籍,一本放在六科,进行实行一件公务就注销一件,没能按时完成的就交给六科中所对应的科进行处理;另一本在内阁,以备内阁随时检查。
后世公文也有专门的阅示页,一般分成几栏,每名看过公文的官员都要在上面书写意见、签名及留下时间,有的还要特别注明交某某阅览,其实就和考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后世政府部门分工很细,每一份文件几乎都可以落实到经办人员催问,所以到最后就成了过一道道程序,就是看上面的签名是否完整。
领导都批示同意,文件自然就生效,或是提出上会讨论什么的。
大明朝人浮于事,其实也只是后世的说法,实际上大明朝的官员数量是真不多。
即便补充一批书吏进衙门帮忙,但受制于小政府模式,其实每个衙门的官吏数量也不算多。
本衙门内的公文倒是不会受太大影响,但是跨衙门的公文就很难说了。
考成法把官府要做的事儿记录下来,随时可以追查问责,无疑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一个办法,特别是对一些敏感公文,各部互相推诿的时候,有这份记录的簿籍就非常容易查找公文下落及执行情况。
张居正死后,阁臣申时行等人以为考成之法,不过催征钱粮、捕获贼犯、提问官员三事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以史为鉴,我们后世遇到的事,前人可能已经遇到过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要多读史书的原因。
张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样,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全是自己的东西,他的考成法也是根据以前的制度改革发展而来。
据《周礼》的记载,周天子会定期巡视各诸侯国,考察每个诸侯的政治业绩,同时还要求诸侯们定期述职。
六国统一以后,秦国制定了《为吏之道》,是专门审查考核职官的一部法律。
到了唐代,考课制度就已经非常完善了,《唐令》中第一编就是“考课令”,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职制》篇,可以看出对官员的考课已经法制化了。
考课,其内容就是调查官员的功过和业绩,官员的升官降职、赏罚以及俸禄就与考课相关,同时也是整顿吏治和鼓励官员的有效方法。
宋代机构冗杂,多余人员繁多,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的考科制度只重视资历,却不重视政绩,导致考课比较形式化、空洞化。
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训,考课制度更加严格。
因为皇权的强化,明代的考课制度更加维护君主专制,吏部考功司“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都御史的重要职责则是“遇朝觐,考查,同吏部司贤否黜陟”。
这两个机构相辅相成,不仅分工协作,而且相互监督。
管理考核有考满和考察两个系统,考满是“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就是所谓的“古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遗意”。
因为根据官员所在的地区和等级的不同,考满体系和内容以及晋升任免的标准会不同。
张居正的考成法源于以前的考课制度,由于没有整肃朝廷的纪律,官僚腐败现象频频发生。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上《陈六事疏》中就写道,“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
由此可见,明代吏治到隆庆的年间已经破败不堪,主要弊端就是对于皇帝的诏书,官员只进行传达,对于实行过程、执行结果也无人过问,这就使朝廷的诏书成为摆设,没有实效。
当然,申时行认为的考成法就是催征钱粮之法,虽然确实是考成法重要一环,但在万历初期解决朝廷财政困窘局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差,主要就是受到土地兼并和征税困难的影响。
农民为兼并土地而承担了各种的赋税,最终难以承担起巨额税金,甚至使农民破产逃亡,让人民流离失所,这就是当下的经济背景。
另外,由于民间滞纳课税的现象日益严重,不仅是课税业务,也导致了整个朝廷财政的不景气。
所以在地方上推出考成法,根本初衷也确实就是为了催征钱粮。
以往每到户部揭不开锅来的时候,就会向地方催征拖欠税赋,而张居正的考成法则直接让拖欠的官员要为此负责,所以自然不敢纵容豪绅拖欠。
虽然在此过程中,确实也让一部分百姓为此破产甚至被迫逃亡,但实实在在的,在考成法推出后,大明十三省拖欠税赋大减也是不争的事实。
之所以大明朝出现拖欠赋税,小民自然是做不到的,也只有地方豪绅能够做到,还是和官府相互勾结之下进行的。
每到国中有大喜事或者新皇登基,必然大赦天下,而赦免的不仅是一些罪行轻微的人犯,还有就是这些拖欠的赋税。
试想,只要能拖过几年,老皇帝一死,新皇帝登基,税钱就不用出了,这么有利益的事儿,谁会不想干?
而地方官员虽然是流官,可为了治下安稳,对此也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对此地豪绅网开一面,别的官员也会在他老家对自己的家族格外开恩,最终不是大家都得利,只有朝廷吃亏。
好吧,朝廷家大业大,也不会在乎那么百十千两银子。
其实,治理一个国家,根本就在于财政。
朝廷有钱,有灾可以赈济,开出足够饷银也可以练精兵,即所谓富国强兵。
虽然文士以视钱财如粪土标榜自身清高,可入朝为官,还真不能再这样做。
通过建立制度,合理的向民间收取适当的税收,国家财富在支用之余还有结余,也就能富国强兵。
只不过一般在王朝末期,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才会逼迫百姓起来反抗,随之王朝覆灭。
其实造成这个的原因,就是王朝还是知道钱财的重要性。
但是,支用太大,没有其他法子补充财源,就只能对升斗小民出手。
相比地方豪绅来说,小民的钱无疑最好抢。
只是,当小民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后,为了王朝财政平衡,最终还是会对豪绅下手,而这就是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实际上,小民作乱只会导致天下不稳,改朝换代更多还是因为豪绅也被逼迫。
他们有能力,有关系联合起来,汇聚出更强大的实力造反。
历史上的王朝更迭,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布衣起事,完成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顶层的阶级跨越,纵观历史再无第二人。
其他建立王朝的开国皇帝,无一不是豪绅阶级,最起码也是朝廷的一个小干部。
所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真正造反成功的,多是统治阶级中人倒戈,被统治阶级造反成功的案例几近于无。
由此可见,张居正的考成法对延续大明王朝的作用有多大,绝对不是催收钱粮那么简单,而是真正可以做到为王朝续命。
再有之后的天下推行一条鞭法及为此展开的清丈田亩,补足了大明枯竭的财政。
这些,也是魏广德自从见到张居正后琢磨出来的。
现在,张居正终于要开始属于他的改革,魏广德不仅不会反对,还会暗中支持。
是的,他选择暗中支持,而不是旗帜鲜明的表明支持的立场。
他做为次辅,虽然要和首辅站在一起,但是对外,特别是对皇宫里的人看来,是要保持面和心不合才算稳妥。
若是他和张居正沆瀣一气,怕是自己头上的乌纱就要不保了。
而且,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统治阶级里许多人的利益,这也是他最终晚节不保的原因。
太多人恨他,生前做不到,那就死后报复。
魏广德不想如此,唯有成为张居正反对派的领头人,才有可能保全他改革的成果。
对此,不需要和张居正明说,大家心照不宣即可。
魏广德收好奏疏,对着外面喊道:“芦布,进来。”
等芦布进屋后,魏广德把张居正的奏疏递到他手里,吩咐道:“你送回去。”
“是,老爷。”
芦布答应一声,不过随即试探着说道:“稍微等等再送过去,可好?”
“怎么回事儿?”
魏广德狐疑问道。
“适才礼部尚书陆大人气冲冲进了首辅值房,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儿。”
芦布答道。
“可知为了何事生气?”
魏广德问的自然是陆树声生气的原因,这两天内阁可没有让礼部不满意的奏疏票拟,陆树声就算要发火,也不该把火力对准内阁才是。
“刚才我问了下,有人说是陆尚书又被传到会极门接旨去了。”
芦布没有说的很明白,但魏广德还是知道怎么个事情了。
早前冯保想要拿礼部尚书这个职位给自己牟利,想要拉拢朝堂上的官员,但是被魏广德和张居正暗中联手破坏,最后是陆树声出任了礼部尚书。
自此以后,冯保就对陆树声记恨上了,以为这位应该是了大价钱才从张居正、魏广德这里得到举荐资格。
好吧,这样的好事儿,居然没有向他送钱,实在可恶至极。
于是乎,冯保凡是有对礼部的诏谕,一些以前都只是传个话或者递个条子就可以办的事儿,非要隆重的把礼部尚书陆树声叫到会极门,正儿八经的传旨。
这样反复折腾之下,陆树声自然是很不满。
“行,等人走了你再送过去。”
魏广德也不想沾上此事,于是对芦布吩咐道。
(本章完)
张居正在万历初期进行了一次大改革,其中内容非常之多。
不过对于魏广德来说,他知道的也就是两个,一个是考成法,还有一个是一条鞭法。
看到张居正让人送来的章程就知道,首辅大人这是打算大刀阔斧干一把大的了。
对于张居正的动作,魏广德当然不会阻挠,甚至还很乐意助推一把。
毕竟,他并不清楚张居正具体的改革内容,但是以后世的眼光,都认为张居正的改革对于大明恢复国力来说是卓有成效的。
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要反对?
继续看下去,“臣等窃闻尧之命舜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皋陶之论治曰,率作兴事,屡省乃成。
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
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日“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
部臣议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部臣之责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
某罪当提问矣,或碍于请托之私,概从延缓;某事当议处矣,或牵于可否之说,难于报闻.
臣居正当先帝时,曾上《便宜六事》,内《重诏令》一款,亦尝亹亹言之,随该吏部题复,欲各衙门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抚按官,皆明立程限,责令完报,然亦未闻有如期令而以实应者.
查得《大明会典》内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门题奏本状,奉圣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礼监交收;又置文簿,陆续编号,开具本状,俱送监交收。”
又一款,“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稽缓者,参奏。”
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行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钦此。”
及查见行事例,在六科,则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缴本;在部院,则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注销
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复奏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
魏广德把张居正所拟奏疏反复看了两遍,看到奏疏抬头留白,心头瘙痒之下,提笔在其上书写了奏疏名——《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要说这考成法,其实也算简单,但是对应这个时代来说,还是颇显得有些麻烦。
它的具体做法就是在每个衙门都放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记本衙门的事务,作为底册,将一些没有必要考察的公事进行剔除。
然后再造两本一模一样的簿籍,一本放在六科,进行实行一件公务就注销一件,没能按时完成的就交给六科中所对应的科进行处理;另一本在内阁,以备内阁随时检查。
后世公文也有专门的阅示页,一般分成几栏,每名看过公文的官员都要在上面书写意见、签名及留下时间,有的还要特别注明交某某阅览,其实就和考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后世政府部门分工很细,每一份文件几乎都可以落实到经办人员催问,所以到最后就成了过一道道程序,就是看上面的签名是否完整。
领导都批示同意,文件自然就生效,或是提出上会讨论什么的。
大明朝人浮于事,其实也只是后世的说法,实际上大明朝的官员数量是真不多。
即便补充一批书吏进衙门帮忙,但受制于小政府模式,其实每个衙门的官吏数量也不算多。
本衙门内的公文倒是不会受太大影响,但是跨衙门的公文就很难说了。
考成法把官府要做的事儿记录下来,随时可以追查问责,无疑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一个办法,特别是对一些敏感公文,各部互相推诿的时候,有这份记录的簿籍就非常容易查找公文下落及执行情况。
张居正死后,阁臣申时行等人以为考成之法,不过催征钱粮、捕获贼犯、提问官员三事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以史为鉴,我们后世遇到的事,前人可能已经遇到过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要多读史书的原因。
张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样,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全是自己的东西,他的考成法也是根据以前的制度改革发展而来。
据《周礼》的记载,周天子会定期巡视各诸侯国,考察每个诸侯的政治业绩,同时还要求诸侯们定期述职。
六国统一以后,秦国制定了《为吏之道》,是专门审查考核职官的一部法律。
到了唐代,考课制度就已经非常完善了,《唐令》中第一编就是“考课令”,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职制》篇,可以看出对官员的考课已经法制化了。
考课,其内容就是调查官员的功过和业绩,官员的升官降职、赏罚以及俸禄就与考课相关,同时也是整顿吏治和鼓励官员的有效方法。
宋代机构冗杂,多余人员繁多,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的考科制度只重视资历,却不重视政绩,导致考课比较形式化、空洞化。
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训,考课制度更加严格。
因为皇权的强化,明代的考课制度更加维护君主专制,吏部考功司“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都御史的重要职责则是“遇朝觐,考查,同吏部司贤否黜陟”。
这两个机构相辅相成,不仅分工协作,而且相互监督。
管理考核有考满和考察两个系统,考满是“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就是所谓的“古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遗意”。
因为根据官员所在的地区和等级的不同,考满体系和内容以及晋升任免的标准会不同。
张居正的考成法源于以前的考课制度,由于没有整肃朝廷的纪律,官僚腐败现象频频发生。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上《陈六事疏》中就写道,“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
由此可见,明代吏治到隆庆的年间已经破败不堪,主要弊端就是对于皇帝的诏书,官员只进行传达,对于实行过程、执行结果也无人过问,这就使朝廷的诏书成为摆设,没有实效。
当然,申时行认为的考成法就是催征钱粮之法,虽然确实是考成法重要一环,但在万历初期解决朝廷财政困窘局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差,主要就是受到土地兼并和征税困难的影响。
农民为兼并土地而承担了各种的赋税,最终难以承担起巨额税金,甚至使农民破产逃亡,让人民流离失所,这就是当下的经济背景。
另外,由于民间滞纳课税的现象日益严重,不仅是课税业务,也导致了整个朝廷财政的不景气。
所以在地方上推出考成法,根本初衷也确实就是为了催征钱粮。
以往每到户部揭不开锅来的时候,就会向地方催征拖欠税赋,而张居正的考成法则直接让拖欠的官员要为此负责,所以自然不敢纵容豪绅拖欠。
虽然在此过程中,确实也让一部分百姓为此破产甚至被迫逃亡,但实实在在的,在考成法推出后,大明十三省拖欠税赋大减也是不争的事实。
之所以大明朝出现拖欠赋税,小民自然是做不到的,也只有地方豪绅能够做到,还是和官府相互勾结之下进行的。
每到国中有大喜事或者新皇登基,必然大赦天下,而赦免的不仅是一些罪行轻微的人犯,还有就是这些拖欠的赋税。
试想,只要能拖过几年,老皇帝一死,新皇帝登基,税钱就不用出了,这么有利益的事儿,谁会不想干?
而地方官员虽然是流官,可为了治下安稳,对此也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对此地豪绅网开一面,别的官员也会在他老家对自己的家族格外开恩,最终不是大家都得利,只有朝廷吃亏。
好吧,朝廷家大业大,也不会在乎那么百十千两银子。
其实,治理一个国家,根本就在于财政。
朝廷有钱,有灾可以赈济,开出足够饷银也可以练精兵,即所谓富国强兵。
虽然文士以视钱财如粪土标榜自身清高,可入朝为官,还真不能再这样做。
通过建立制度,合理的向民间收取适当的税收,国家财富在支用之余还有结余,也就能富国强兵。
只不过一般在王朝末期,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才会逼迫百姓起来反抗,随之王朝覆灭。
其实造成这个的原因,就是王朝还是知道钱财的重要性。
但是,支用太大,没有其他法子补充财源,就只能对升斗小民出手。
相比地方豪绅来说,小民的钱无疑最好抢。
只是,当小民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后,为了王朝财政平衡,最终还是会对豪绅下手,而这就是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实际上,小民作乱只会导致天下不稳,改朝换代更多还是因为豪绅也被逼迫。
他们有能力,有关系联合起来,汇聚出更强大的实力造反。
历史上的王朝更迭,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布衣起事,完成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顶层的阶级跨越,纵观历史再无第二人。
其他建立王朝的开国皇帝,无一不是豪绅阶级,最起码也是朝廷的一个小干部。
所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真正造反成功的,多是统治阶级中人倒戈,被统治阶级造反成功的案例几近于无。
由此可见,张居正的考成法对延续大明王朝的作用有多大,绝对不是催收钱粮那么简单,而是真正可以做到为王朝续命。
再有之后的天下推行一条鞭法及为此展开的清丈田亩,补足了大明枯竭的财政。
这些,也是魏广德自从见到张居正后琢磨出来的。
现在,张居正终于要开始属于他的改革,魏广德不仅不会反对,还会暗中支持。
是的,他选择暗中支持,而不是旗帜鲜明的表明支持的立场。
他做为次辅,虽然要和首辅站在一起,但是对外,特别是对皇宫里的人看来,是要保持面和心不合才算稳妥。
若是他和张居正沆瀣一气,怕是自己头上的乌纱就要不保了。
而且,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统治阶级里许多人的利益,这也是他最终晚节不保的原因。
太多人恨他,生前做不到,那就死后报复。
魏广德不想如此,唯有成为张居正反对派的领头人,才有可能保全他改革的成果。
对此,不需要和张居正明说,大家心照不宣即可。
魏广德收好奏疏,对着外面喊道:“芦布,进来。”
等芦布进屋后,魏广德把张居正的奏疏递到他手里,吩咐道:“你送回去。”
“是,老爷。”
芦布答应一声,不过随即试探着说道:“稍微等等再送过去,可好?”
“怎么回事儿?”
魏广德狐疑问道。
“适才礼部尚书陆大人气冲冲进了首辅值房,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儿。”
芦布答道。
“可知为了何事生气?”
魏广德问的自然是陆树声生气的原因,这两天内阁可没有让礼部不满意的奏疏票拟,陆树声就算要发火,也不该把火力对准内阁才是。
“刚才我问了下,有人说是陆尚书又被传到会极门接旨去了。”
芦布没有说的很明白,但魏广德还是知道怎么个事情了。
早前冯保想要拿礼部尚书这个职位给自己牟利,想要拉拢朝堂上的官员,但是被魏广德和张居正暗中联手破坏,最后是陆树声出任了礼部尚书。
自此以后,冯保就对陆树声记恨上了,以为这位应该是了大价钱才从张居正、魏广德这里得到举荐资格。
好吧,这样的好事儿,居然没有向他送钱,实在可恶至极。
于是乎,冯保凡是有对礼部的诏谕,一些以前都只是传个话或者递个条子就可以办的事儿,非要隆重的把礼部尚书陆树声叫到会极门,正儿八经的传旨。
这样反复折腾之下,陆树声自然是很不满。
“行,等人走了你再送过去。”
魏广德也不想沾上此事,于是对芦布吩咐道。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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