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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理解常医生这种半夜看切人的爱好。

    “你几点起来的？” 陶郁抓过一个抱枕倒在沙发上，闷声问道。

    “刚起。”常征随口回答。

    陶郁翻个身，背对屏幕说：“他一会儿要把开口切大，横一刀，竖一刀，然后缝线把几瓣穿起来，剪掉一块，再找个人工玩意儿缝回去——就这一段录像您看了快一礼拜，我都记住了！”

    常征被逗笑了，拿开他的枕头说：“这是主动脉瓣置换手术，从哪里下刀，横行延长到什么位置，往下转向主动脉瓣环在哪止刀，还有人工瓣膜的选取，缝线的方式都会影响手术的效果。被你讲的好像病人是头牛，对牛也不能随便切啊。”

    陶郁不置可否道：“您是半夜睡不着觉，来点重口儿的催眠吗？”

    常医生不以为意：“我今天上午要做这个手术，parker让我主刀。”

    parker是常征所在医院心血外科的一把手，陶郁经常听到这个名字，知道常征跟他混，接触的大都是心脏病人，做手术从一开始打下手缝合，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交给他主刀。

    美国住院医阶段并不是专科培训，住院医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但几块砖摆在那，有圆有方，有扁有长，谁都想挑块合适的。住院医个人在某些方面表现突出，那一科的主治医生自然会经常想到他，有病人就会交给他。

    常征的偏重无疑是在心血管外科这一块，和其他人相比他有个优势，他父亲是个有名的心血管专家，他从小听过更多的离奇病例，了解那些循规蹈矩之外的治疗方案，见识过更复杂的经典手术操作。陶郁见过常征拿着尺子对着他父亲的手术录像测量下刀比例，也被迫听他念过那些治疗笔记当睡前故事。陶郁觉得常征一定很崇拜他父亲，不是小孩那种“我爸什么都会”的盲目崇拜，而是把父亲当成自己前行路上的目标来仰望。

    倚着沙发扶手陶郁睡起回笼觉，半睡半醒间听到常征在耳边说：“下周一陪我去个地方。”

    “去哪？”

    “angles’ home.”

    每年五月最后一个周一是公共假期memorial day，为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美国军人。

    陶郁对这个节不以为然，在他的印象里美国军人都是自己作死的，比如在朝鲜、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和大多数中国青年一样，他对于美军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抱有阴谋论的看法。

    常征开着车反驳道：“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军事行动就是搞阴谋吗？这个节也纪念那些二战期间，战死在中国战场的美国军人。”

    陶郁一时无法反驳，他再不了解历史，好歹也听说过当年中缅印战区援华的飞虎队，听说过驼峰航线上的美国运输机和轰炸部队。

    “美国人自己的后院打扫干净了？”陶郁不甘心地争辩，“德州闹自治那帮人解决了吗？”

    常征不紧不慢道：“哪没有闹自治的？你发脾气关起卧室门自治，不让我进屋睡觉，我解决你了吗？晾着呗，你还能一辈子待卧室里不出来？”

    陶郁气绝。

    和常征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他并没有感觉到所谓文化差异，常征的性格内敛有主见，像是按照某种传统规范培养出来的，陶郁有时甚至觉得对方比自己更像个传统中国人。然而毕竟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连父母都不是在大陆出生的，除了会讲中文外，常医生恐怕对自己的中华血统没有太多认同感。当一些话题涉及中美时，他自然而然以美国人的立场来看待问题，而陶郁作为一个接受了二十几年红色教育的前愤青，当然不能认同美帝的看法，有时话赶话就会起摩擦。每次吵完陶郁就恨自己没事扯什么国家大事，像骆丰那样只关心综艺，天下能少多少争端。

    车里安静了一阵，常征侧头看看陶郁，见对方望着前方不吭声，轻笑道：“生气了？”

    陶郁手动把对方的脸摁回去：“好好看你的路，开你的车！”

    常征笑道：“我也没真晾着你，每次你把自己锁屋里，我都问你要不要喝水吃饭，布什也不敢给闹自治的停水停电是不是？”

    陶郁扭头看着窗外，心说这他妈是跟我说好话吗？这是在存心气我！

    “其实两年前我也有过冲动想去参军。”常征忽然说，“那时美军在阿富汗的红翼行动惨败，那年独立日我和朋友到市区参加一个集会，正好看到有空军在招军医，我还拿了报名表。”

    “后来为什么没去？”陶郁忍不住转回头问。

    “因为我还欠着一大笔贷款啊！”常征笑了笑，“开玩笑的，因为听说当时入伍的要送到驻韩美军基地，不上战场。”

    陶郁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他从没有过当兵的冲动，连个念头都没起过。那时他有家里规划好的锦绣前程，没事谁会去找虐，吃不好睡不好，一天到晚被人当骡子练。想来国家远离战争不过二十几年，没经历过战火的一代已经把和平视为理所当然，当兵成了没有出路的选择。

    常征并没有期望陶郁对自己当年的热血发表评论，接着说：“其实哪国的军人都一样，他是为他的国家服役，国家的战略方针也许会出错，但作为军人服从命令，为国捐躯，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

    车子开了两个小时到达远郊一处公园，周围都是森林保护区，下车的时候陶郁看到几只鹿在不远处悠闲的觅食，对来访者毫不在意。

    常征带他走向一片尖顶的建筑群，边走边介绍说：“这里是教会的产业，收容一些有残疾的孩子，有一些是战死军人的后代，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母亲或者其他亲人负担不了他们的生活，于是把孩子送到这。也有一些是家里交钱，定期把孩子送来一段时间，让他们和其他有类似疾病的孩子一起相处。”

    陶郁问：“你是来这里做义工吗？”

    “算是吧。”常征说，“这里有些孩子患有威廉姆斯症，我父母建了一个基金，用他们自己的收入操作，也接受社会捐赠，每年会为一些有这样症状的孩子检查身体和手术。”

    陶郁没有听过这种病，问：“威廉姆斯症是什么病？”

    “一种先天的神经发育异常，由于七号染色体上的基因缺失造成的。他们大多智力发育不正常，但是非常乐于亲近人，对陌生人也很友好。几乎所有有这种症状的人都有心血管疾病，比较普遍的就是主动脉瓣狭窄。”

    两人已经走进接待室，值班的是一位中年白人妇女，似乎和常征很熟悉，亲切地和他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