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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警出动了十几人搜索校园内外，很快找到了由于跟丢了目标、独自在校园里游荡的宋，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连管制刀具都称不上的多功能瑞士小刀。

    校警没有执法权，很快叫来了真正的警察，宋辛鸣被带进警车，陶郁坐在校警办公室里接受警察询问。

    宋辛鸣那个小刀说是凶器有点勉强，但也能伤人，赶寸了也能把人捅死，而且他有伤害陶郁的动机，但毕竟是没有犯罪事实，因此是否对他起诉，这个决定权在陶郁手里。

    陶郁眼下只觉得头疼欲裂，他听了adrian的建议，今天早上的抗抑郁药没有吃，打算留到晚上，算下来他已经将近四十个小时没有吃药。以他恢复的状况，正常情况下两三天不吃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出了今晚的事，他已经能感觉到自己情绪不稳，可他知道自己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失态，只能极力控制。眼下他没法平静思考，于是请求警察联系常征。

    常医生临下班接到警察的电话，对方没有详细说明情况，只说让他来学校。常征一颗心又提上嗓子眼，不知道陶郁出了什么事，匆匆跟值班的同事交接了一下，驾车赶往学校。

    常征走进校警室时，陶郁靠在桌子上，眉头紧皱，绞着双手一言不发，吓得常征还以为是他犯了事。幸好在场的警察做了解释，常医生松了口气，这比他一路上猜测的所有可能情况都好多了。

    坐到陶郁身边，常征扳着他肩膀说：“别担心，我来解决。”

    陶郁抬头看了看他，小声说：“我今天还没吃药……”

    难怪这么消沉，常征猜到是adrian的建议闹的，在心里叹了口气说：“没关系，你不要开口。”

    第三十八章

    陶郁虽然觉得宋辛鸣可恨，但毕竟都是中国人，他不想在别人国家里让人看笑话，何况宋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滚蛋了，起诉还要走程序，反倒把人留在这给自己添堵。想到这他朝常征打手势，意思是“算了，让他走”。

    常征看了一眼，没理会，继续同警察交涉。陶郁头疼伏在桌上，脑子里不时冒出各种杂念，一时想宋辛鸣到底是不是要拿刀捅自己，一时又想从前关系不错的人怎么搞到这个局面，至于常征和警察说了什么他一句都没听进去。

    二十分钟后警察递来一张单子让他签字，看了半天陶郁才明白这是用来申请restraining order，强制宋辛鸣不得接近自己，违反限令将会被关进监狱，不需要走任何程序。

    他不确定地抬头看了常征一眼，对方点点头：“you bsp;sign it.” （译：你可以签字。）

    陶郁于是签了名，交还给警察，复印页被撕下来留做存根。

    “他签证还有一礼拜到期，马上就得回国了，有没有这个限令其实没什么影响。” 待警察离开后，陶郁对常征说道。

    “你把人想得太简单了。”常征拿起两人的外套，推着他往外走，“签证到期就回国？每年那么多非法移民是哪来的？万一他没走，继续纠缠你怎么办？我不想再有这种事，以后无论他以什么目的接近你，立刻打911。这个限令不是犯罪记录，但是一样留在他的背景信息里，他申请学校或者找工作会更困难。 即便他回中国，限令在这里仍然有效，他恐怕很难再申请到任何形式的赴美签证。”

    陶郁心想常医生这招也挺狠的，这是把宋辛鸣的美国梦彻底断了。

    从校警室出来，他看到宋还被关在警车里，一脸愤恨地看着自己。陶郁想不出这件事从头到尾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宋剽窃数据和论题，赖自己和老安德鲁不让他发文章；违法合同和保密协议被开除，赖学校毁了他前程；刚才在路上追骂，身上还有刀，被警察扣下又觉得是自己在害他。

    “到底是我有病还是他有病？”进家门时陶郁忿忿道。

    常征安慰地拍了拍他说：“有时候人的病不一定是心理或者身体问题，教养缺失，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这种人医生救不了。”

    陶郁暗想下次去见心理医生时，要问一问宋辛鸣这样的是不是也算被迫害妄想症。他扒着卧室门框做了几个引体向上，长呼了一口气，感觉心里不那么压抑了，转身去卫生间洗漱。

    常征也随之松了口气，这几个月他的神经一直绷着，在陶郁面前做出放松的样子是怕给对方压力，事实上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提心吊胆，同样对方的每一点进步也让他看到希望。这一个多月的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在没有药物辅助的情况下，陶郁最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能够有条理地给警察讲述整个过程，这实在是意外的惊喜。

    陶郁打开墙上的药箱拿出抗抑郁药，抬头发现常征站在洗手间门外，正从镜子里注视着他。他挑了挑眉问：“你看什么？”

    “头还疼吗？”常征走进来拿走药瓶问道。

    “还行……”

    “那就等会儿再吃……”

    陶郁对着镜子，看着对方从背后搂住自己，低头在耳后亲吻，触觉上带来的隐秘快感和浴室里明晃晃的亮光形成反差，在视觉上刺激着他，渐渐唤醒体内某种难以言喻的兴奋和悸动。

    “明天给adrian打个电话……”常征低声道。

    “嗯？”

    “你不用加入他的俱乐部了。”

    陶郁：“……”

    那天以后，陶郁再没见过宋辛鸣。有人曾在中国城的餐馆看到他打黑工，也有人说他去了加州，那边中国人多，打工的机会也多。陆陆续续听到这些消息，从时间上算，宋的签证早已过期，陶郁想这人大概是铁了心不打算回国，黑在这连身份都没有，不能用信用卡，随时要躲着警察。他想不明白这是图什么，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曾这么没尊严地活着，也许像对方说的，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申请出来，没脸就这样回去吧。

    如果不是因为那篇论文，宋辛鸣踏踏实实念完硕士，即便没发表过文章也不影响他找个实习工作，像很多留学生一样，慢慢转工作签证，或是实习期满后回国发展。他本来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活得像角落里的老鼠。陶郁不知道宋辛鸣有没有后悔，或者依旧怨恨他人，那都不关自己的事了。

    陶郁的生活在恢复正常，之前那种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对人群的疏离感逐渐消失。五月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和学生会的朋友在学校活动中心门口组织募捐，募集的款项通过驻芝加哥的中国领事馆送回了国内。八月北京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