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 再回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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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五章 再回深圳

    在市场经济时代，有一个故事无数次被人引用，它最早的出处没人能说清楚。

    说是有位老板让三位应聘的推销员去向和尚人推销梳子），最终的结果作为他们得到聘用的依据。这个故事中三位推销员的表现和结果，有很多方面的寓意，其中一条说明了营销的伟大，营销创造了需求。

    但这是买方市场时代发生的事情。

    李思明说：“如果每一个中国的家庭买一台我们的彩电，我们就要忙至少三十年！”

    曾智说：“如果我们不仅卖彩电，还卖冰箱、空调、洗衣机，并且每个家庭只买我们的产品，那么我们一辈子就不用干别的事了。”

    这是卖方市场时代或者短缺经济时代，李思明和曾智的“伟大愿望”。

    渡边三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值得试一试，哪怕是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只要速度足够的快，产品足够的好。于是，他在日本马不停蹄地参观谈判，没人知道他会将这些设备引到中国去。

    《阿甘正传》上映之后，李思明似乎轻闲了下来。不过自从上映以来，一些必要的宣传工作他还是要到场的，还有没完没了的酒会、新闻发布会，当然还有无孔不入的记者。在露了几次面之后，李思明以回家探亲为由离开美国。

    波音飞机在太平洋的上空飞驰，蓝天下白云朵朵，还有那不朽的太阳，将白云镀上一层光辉的色彩。

    “我们知青基金会已经成立了。你的呢？”李思明转头问身边的小刀道。

    “早就等你这句话了！”小刀笑着道，“我还以为你舍不得钱呢！”

    “废话，你小瞧我了不是？”李思明道。

    “不是我小瞧你，钱太少我不干！”小刀挑剔地说道。

    “瞧你这样，还拽起来了。”李思明瞪着眼道，“你不干，我可找别人了！”

    “我开个玩笑而已。”小刀笑着道，“不过，钱一定不能太少，杯水车薪顶个鸟用？”

    “我先出五百万元人民币，以后还会增加。不过我可提醒你，这两年以来，你也算是见多识广的，可别把慈善事业当作只是花钱的事业。”李思明道。

    “这个你放心，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地。我早就想好了，我先把人手找齐，狼牙的人现在都是大忙人，找他们也没用。我准备通过他们找一些退伍转业的老兵，只要一个要求，那就是热心、正直和有责任心。另外审计这一块由你这个老板找人负责吧？”小刀道。

    “这个我会找香港的会计师来负责的。你可小心点，别让我抓到把柄。要是被我逮找了，我就把你从这飞机上扔下去喂鲨鱼。”李思明作势威胁道。

    “那你也只能想想，现在要是把我扔下去。这全飞机上的人都会给我作证，你是凶手！”小刀一点也没有配合一下的自觉。

    “那是当然。”李思明抚平小刀刚才被自己揉皱的衣服，悻悻地说道，“你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我要是想作案一次，也得等你有老婆孩子再动手。那样杀伤力更强一点。”

    “……”小刀只能将他的话当作耳边风。

    飞机在傍晚时分，在香港降落。李思明和小刀在香港休息了一夜。李思明注意到，《阿甘正传》已经在香港上映了。虽然不能做到与北美市场同时上映，但是银都林老板的速度可不是一般的块，通常外国电影在香港的上映至少要晚上6个月左右，这个家伙颇令李思明满意。不过，李思明对自己的电影在香港的票房不太抱很大的期望，现在香港本土的电影坚挺无比，还未达到最顶峰。

    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的会谈是从1983年7月12日在北京开始的。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谈判。由于英方仍然坚持“主权换治权”的立场，会谈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局。英方并打出“经济牌”对中方施加压力，进行讨价还价。9月24日，港元收市价为1美元兑9.6港元，达到创记录的最低点，从23日至24日，短短的48小时内，港元对美元贬值12.9％，对15种主要货币平均贬值11.6％。

    香港金融体系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顿时引起了香港各界人士对英国企图以“经济牌”压中国让步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几千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集会，要求香港当局尽快采取措施，制止港币下跌，物价上涨。一向标榜客观中立的《信报》，也发表了题为《损人不利己的险招》的文章，指出：有人认为“不妨乱一下，或许可以加强英方讨价还价能力”，其实这是一个“损人不利己的险招”。“港英如果为争取谈判桌上的优势，再乱一乱，再一次牺牲港人的利益，最后连恐共的人都会反感的。” 在此情况下，港英当局感到不尽快采取措施，收拾局面，必将引起严重后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0月15日，港英当局宣布固定汇率，1美元兑换7.8港元，同时取消10％的港元存款利息税，以及银行最优惠利率也由13厘提高到16厘，使港元对美元汇率迅速回升，这场严重港元危机，令港人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的“九月风暴”终于过去，英国的“经济牌”也同时宣告破产。

    “再跌一次，让你们血本无归才好！”李思明悻悻地想道。

    李思明看了从机场买的报纸上的相关报道之后，又一次感叹这金融学是个很有“钱”途的学问，只可惜，他一点也不懂。要不然，比拍一部卖座的电影要赚多得多。他忘了，这一行的风险更大，说这话颇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意思。

    第二天，李思明和小刀赶往深圳。小刀与李思明分别，直接离开找他的老战友去了。

    深圳的变化，只能说是日新月异，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宽敞的马路一条条通向四面八方，来自全国的建设者在这里披星带月，也出现了第一批打工者，他们最后成了深圳人。但是深圳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吸引投资，获得建设资金，深圳采取出租土地的方式吸引外资，主要是香港的资金。

    列宁曾主张“资为社用”，他说：“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1/4和巴库的1/4，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3/4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研究资料表明，苏联有2/3的大型工业企业是用美国的技术援助建成的，他们还聘请了一支2万人的美、德、意专家作为“援军”。

    深圳人找到了理由，香港德兴公司，抢先租地5000平方米，建起了德兴大厦，香港中国海外投资公司随后租地3000平方米，建起了海丰苑大厦。但这种做法立刻招致了种种批评。某单位曾经公开组织讨论会，主题是：怎样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有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的“土地出租”就是“租界”。有人公开吹风:“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一时舆论纷纷。直到1980年8月26日，深圳才从漩涡中脱身而出，这天，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肯定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

    但是，不仅如此，深圳表面的繁荣却不得不面对一些置疑：第一，深圳特区在1983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没有做到所说的“三个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是中央给深圳定下的发展目标，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二，有人认为特区赚了内地的钱。有人亦庄亦谐地写道：“更妙的是，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骨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阿凡提到井里捞月亮。”第三，花了大价钱买来的一些机器设备，结果发现是人家淘汰的，甚至是国内生产的。这是李思明之所以同意渡边三郎入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不过李思明可不管这些经济界的争论。

    站在工地的的制高点，俯瞰着下面忙碌的建筑工人，如果有一对翅膀，李思明想飞起来。这里是南头管理区，未来的南山区的一部分。

    徐大帅神采飞扬，颇为自豪：“看吧，这里将是属于我们的。”有了钱，徐大帅的信心更足了，在建的是一座科技大厦，是一个半月型的十层大楼，这在深圳绝对不是最高的一个建筑，但是由于占地面积太大，让它的气势惊人。这座科技大厦的对面，在规划中是一座同样造型的办公大厦，不过这还只停留在纸面上，现在还没有必要建设。在这两座半月型大厦环抱的，是一个中国式的花园，不过现在却是一个乱糟糟的堆满建筑材料和充斥着灰尘的工地。

    而西边不远处就是规划中的工厂，那里的工程要简单的多，差不多完成得七七八八了，只等着安装设备。

    “我希望这里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一个锐意进取的地方，一个每天都会诞生出新事物的地方，一个所有有志于创新科技的年青人、中年人或者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都愿意长住的地方，一个能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留下注脚的地方！”李思明目光如炬盯着眼前的一切，认真地说道。

    “你说得真好听。如果真能成为那样的公司，把我这条老命卖给你也值了。”徐大帅看着李思明不像是开玩笑的表情，颇为意动。

    “你说的才叫好听。别忘了你只比我大两岁，而且你也是股东。我听你这话，好像觉得自己就是黄世仁了，而你就是苦大仇深的杨白劳！”李思明不满。

    “政府方面的，你要不要见一见？我们的‘老板’可是阿智这小子哦，不见不好。”徐大帅道。

    “那我就代表我们的‘老板’见一见吧。”李思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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