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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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草《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二篇，先后披露《逸经》第十一、十二两期，内容盖多闻之于钱玄同先生，更以曩所知者相印证，仓卒记述，未能周备，嗣阅《逸经》第十三期所载吴宗慈君之《癸丙之间太炎先生言行轶录》、刘成禺君之《癸丙之间太炎先生记事》（均在刘君《洪宪纪事诗本事注》内），与不佞所记为同时间之事，记载翔赡，多可补拙稿所未及。其谓章氏应共和党之请而入京，系为党人某某所卖，此共和党内部之事，不佞所未能知也。又言章氏出京，党部同人设筵为饯，逆知出京必被阻，约纵酒狂欢以误车表云云。此节亦不佞所未详，当以躬与其事者之言为可信。其他与拙稿互有详略处，可以参看。
吴君谓：“徐医生寓钱粮胡同……居近龙泉寺，每先生怒不可遏，监守者辄急请徐至……乃得由龙泉寺移住徐宅。”此节似未甚谛。徐医生系住本司胡同，章氏由龙泉寺迁居徐宅，后由徐宅更迁钱粮胡同，则为自租之房矣，本司、钱粮二胡同，均在内城东四牌楼间，龙皋寺则在外城之西南隅，相距实甚远也。章氏长女<爻爻>自经之原因，不佞不甚了了，惟吴君谓“赴徐宅，诉于先生”云云，据不佞所闻，<爻爻>民国四年到京省觐时，章早迁居所租之房（已与徐医生不洽），<爻爻>亦即居此，数月后乃自经而死（章氏所作《亡女事略》一文亦可按）。
又《逸经》第十条所载刘君《洪宪纪事诗本事注》有云：“元洪入京，太炎改唐诗讥之曰：‘……徒令上将挥神腿，终见降王走火车……’‘……西望瑶池见太后（黎入京谒隆裕），南来晦气满民关。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某恨太炎，持猴头句说袁，阴使鄂人郑胡等借主持共和党名义，迎章入京，遂安置龙泉寺。”按章氏之安置龙泉寺，诚在黎元洪到京之后，而到京实在黎前，袁世凯非因此诗始诱其入京，动机盖因其于二次革命时发表斥责袁世凯之文字也。章氏民国二年到京之日，虽骤难确忆，而记得总在秋间（钱君亦谓伊是年九月十三日到京，章已先至而居共和党本部矣。检察厅于章到京后，承袁旨以参加内乱起诉，传章就讯，章以病辞，为十月间事）。至元洪由鄂入京，则时在十一二月间矣。章氏此项谐诗，忆共五首，刘君所引两首外，更有三首，当系在京而于元洪到京后所作耳。“西望瑶池见太后”句，刘君谓“黎入京谒隆裕”，夫隆裕已于是年春间逝世，元洪入京何能相见乎？意者此句或是虚指之词（隆裕或慈禧），如其他首中之“瀛台湖水满时功，景帝旌旗在眼中”欤。（民国二十五年）
太炎琐话
章太炎（炳麟）绩学雄文，杰出近代。当自清光绪季叶，即自负极高。其《癸卯狱中自记》云：“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风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以不任宅其位，ム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流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意态之轩昂，抱负之伟大，想见俯视群流果于自任之概。辞气甚亢厉，读来却又饶有妩媚之致。其后民初被羁北京时，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书有云：“研精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衤固乱，辛苦亦已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已后，中夏文化亦亡矣！”意亦犹之，均自示一身之关系特重也。
太炎此种态度，俨然“斯文在兹”之意也。其师俞荫甫（樾），则对于“斯文在兹”四字，欲然弗敢承焉。俞氏《春在堂随笔》卷八云：“……既得福寿砖之后，越五月，同人又于俞楼后山上得摹崖四大字，曰：‘斯文在兹’，皆大惊喜，花农孟薇驰书以告余吴下，谋于西爽亭后辟一门，以通其地。余曰：‘福寿二字，犹可窃以自娱。斯文在兹四字，万难干以取戾，斯举可不必也。’书此四字者，为赵人张奇逢，乃直隶获鹿人也，顺治五年为杭州府知府。自来言西湖金石者均不知有此四字，盖淹没至今而始显者也。”志此四字石刻之发见，而谦让不敢自居，与太炎之态度异矣。
俞氏朴学大师，太炎从学，得力不少，后益精进，蔚成一子，规模境诣，非师门所能限，奇才闳蓄，称霸学林，亦俞门之光也。太炎之论俞氏，如《说林》下有云：“吾生所见凡有五，第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列为经师之第一流。又《俞先生传》，虽间言其短，仍甚致推崇。至尝有《谢本师》之作，不满俞氏，乃出一时感触，非可一概而论。民初编订《文录》，此篇不收入。
太炎文章，雄劲冠时，有上追秦汉之势，朱晦翁（熹）有云：“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见《朱子语类》。又恽子居（敬）《上曹俪笙侍郎书》论古文有云：“文人之见，日胜一日，其力则日逊焉。”均以后世文章其力渐薄难逮古昔为言。太炎之文，能超时代而趋往古，学劬而力尤伟也。其天赋之优，洵属度越恒流。
林琴南（纾）所为小说《畏庐笔记》（民初所作），其《马公琴》一则有云：“客曰：‘……由考据而入古文，如某公者，从游不少，亦可云今日之豪杰，且吾读其文，光潘怪陆离，深入汉魏之域，子云相如不过如是。足下苟折节与交，沾其余潘，亦足知名于世。’生笑曰：‘此真每下愈况矣。某公者，ㄎ扯之学也。记性可云过人，然其所为文，非文也，取古子之文句一一填入本文，如尼僧水田之衣，红绿参错照眼，又患其字之不古，则逐一取换，易常用之字以古字，令人迷惑怪骇，不敢质问，但惊曰博，私诧其奇。夫古人为文，焉有无意境义法可称绝作者。汉文之最宏丽者无如封禅文典引及剧秦美新，然细按之，皆有脉络可寻。即《三都》、《两京》之赋，中间亦有起伏接┺之笔。某氏但取其皮，不取其骨，一味狂奔，余恒拟为商舶之打货，大包巨簏，经苦力推跌而下，货重而舱震，又益以苦力之呼啸，似极喧腾，实则毫无意味。于是依草附木者尊如亚圣，排斥八家，并集矢于桐城矣。此种狂吠，明之震川固遭其厄，试问州晚年何以屈服于震川！天下文字，因有正宗，不能以护法弟子之呐喊及报馆主笔之揄扬即能为蜉蝣之撼也。’”意有所指，似即谓太炎耳。然多非中肯之谈。太炎之文，虽非无可议及不可为训处，而大体无愧卓荦大手笔，固非林氏所能及也。至意境、义法之说，章文格老气劲，义蕴闳深，不取摇曳生姿，而意境韵致自具，特未可以桐城义法绳之而已。
林氏此论，对太炎加遗一矢，盖含有报复性质，太炎对林夙尝轻鄙也。其《与人论文书》（清末所作）有云：“并世所见，王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气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失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与蒲松龄相次，自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司马迁、班固之言（纾自云：日以左、国、史、汉、庄、骚教人，未知其所教者何语也。以数公名最高，援以自重，然曩日金人瑞辈亦非不举此自标，盖以猥俗评选之见而论六艺诸子之文，听其发言，知其鄙倍矣。纾弟子记师言，援吴汝纶语以为重。汝纶既殁，其言有无不可知，观吴汝纶所为文辞，不应与纾同其缪妄，或由性不绝人好为奖饰之言乎）。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即复不能比于吴蜀六士矣。”盖贬斥林氏如是。至《雅俗之辨》，则有云：“徒论辞气，太上则雅，其次独贵俗耳。俗者谓土地所生习（《地官》大司徒注），婚姻丧纪旧所行也（《天官》大宰注），非猥鄙之谓。孙卿云：‘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云：‘随俗雅化。’夫以俗为缦白，雅乃继起以施章采，致文质不相畔。世有辞言袭常，而不善故训，不綦文理，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友纪，窕儇侧媚之辞，薄之则必在绳之外矣，是能俗者也。”吴蜀六士谓八家中之宋六家，欧阳曾王三苏也。太炎讥其“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又云：“仆重汪中，未尝薄姚鼐、张惠言，姚张所法，上不过唐宋，然视吴蜀六士为谨（夸言稍少，此近代文所长。若恽敬之恣，龚自珍之儇，则不可同论）。仆视此虽与宋祁、司马光等，要之文能循俗，后生以是为法，犹有坛宇，不下堕于猥言酿辞，兹所以无废也。”是桐城之文，虽非所深许，然以为有可取而不薄之，特视林为不足依傍桐城，更无论司马迁辈矣。
太炎此篇，更论及小说云：“小说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钅开著书，上说下教，其意犹与黄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风俗、学术、方技，史官所不能志，诸子所不能录者，比于拾遗故可尚也（宋人笔记，尚多如此，犹有江左遗意）。其下或及神怪，时有目睹，不乃得之风听，而不刻意构画其事，其辞坦迤，淡乎若无味，恬然若无事者，《搜神记》《幽明录》之伦，亦以可贵。唐人始造意为巫蛊卖之言（苻秦王嘉作《拾遗记》，已造其端。嘉本道士，不足论，唐时士人乃多为之），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说名，固非其实。夫蒲松龄、林纾之书得以小说署者，亦犹大全讲义诸书传于六艺儒家也。”溯小说之古体，而病晚世称小说者非其伦，遂不许蒲林之书以小说署，所见不免太固。古小说文字本简质，后经演化，体裁浸多，领域甚广，附庸蔚为大国，在文学上成一重镇，虽优劣不一，未宜一概抹杀。蒲氏《聊斋志异》，自有其文学价值，其中描写，涉于猥亵，固是一疵，要其大端文字之工处，不可废也（所著小说，并有《醒世姻缘传》一种，亦为有价值之作，以太炎之论衡之，更不得以小说署矣）。林氏宗尚桐城，于古文致力甚勤，然非有过绝流辈之诣，特移译外国小说，成绩足称（自撰之小说，则少精神，难相副）。
俞氏《春在堂随笔》卷八云：“纪文达公尝言：‘《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先君子亦言：‘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绘，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若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然《聊斋》藻藻绘，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而作者，则俗艳而已。甚或庸恶不堪入目，犹自诩为步武《聊斋》，何留仙之不幸也！”（纪氏评论《聊斋志异》之语，详见其门人盛时彦所撰《姑妄听之》——《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之一跋）。以记事之体裁论，《聊斋志异》之作法，于义诚有未妥，然以传奇派之小说论，则本唐人说部而加恢奇，颇多佳制，在文学上之价值，非《阅微草堂笔记》暨《右台仙馆笔记》所逮。至步武《聊斋》者之不足观，亦见蒲氏之作之难能。林氏所撰近乎“聊斋”体之笔记小说，笔墨固亦远逊也。
太炎论文，自抒所见，不同人云亦云，可供读太炎文者之考镜，兼资谈文者之扬榷。文家宗尚不一，见解有殊，盖亦不必过泥耳。
梁任公（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八节有云：“馀杭章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大究心明清间掌故，排满之信念日烈。”（章学诚虽讲史学，与排满之主张毫无关系，不应列此）又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章《清代学术迁变与政治之影响（下）》有云：“章太炎（炳麟），他本是考证学出身，又是浙东人，受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专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认太炎为浙东人，实误。馀杭，固浙西也。倘系馀姚，乃浙东耳。梁氏殆以二“馀”相混而一误再误欤（忆尝有人撰一书，冒为太炎作品，而署曰“馀姚章太炎著”，盖以二县名易相混，使有诘之者，可言此另是一馀姚章太炎所著也。因梁事而漫及之，藉发一笑）。
太炎清季鼓吹民族革命，诋斥清帝甚力。迨民国十七年，表彰《三字经》，重为修订印行，则有异故态。尝见此书之普遍坊本一种，其历史部分，叙至明末乱事，接入有清代兴，云：“乞援师，吴总兵。满入关，据神京。传十世，国号清，至宣统，大宝倾。”注谓：“明总兵吴三桂，招致满人，长驱入关，窃据汉土，改国号曰清，共传十主，二百六十八年”。尝为民国初年所增补，不知出谁氏手笔。太炎修订本，叙此则云：“清太祖，兴辽东。金之后，受明封（注：“清为金之后。姓爱新觉罗，明代末叶崛起辽东，至太祖始称帝。”）。至世祖，乃大同。十二世，清祚终（注：“李自成陷北京，吴三桂迎清世祖兵入关，遂代明有天下，传至宣统，逊位民国，凡十主，二百六十八年。自太祖努尔哈赤至宣统，共为十二世。”）。对照而观，坊本所云窃据，章本乃曰大同，其对清之态度，不与昔大相径庭乎？盖昔以种族革命者之立场，兹以史家之立场，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可不以前后相乖为诧也。太炎清季深责曾国藩，晚年则每有誉词，旨亦近之。
拙搞前有述太炎民初被羁北京时轶事二篇（均见《逸经》），其第二（见《逸经》第十二期）述及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寓所时对仆役颁有规条，其事颇趣，系闻之钱玄同先生。钱君谈此时，谓不能尽忆，仅忆其要者。近于《都门趣话》（辑者署“大雷啸公”，内容盖录自民初报纸），见有《太炎约仆之条件》一则云：“……一日忽与仆人约曰：“余有仆役应守规则六条，汝辈能恪遵者留，否则去：（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在外见我须垂于鹄立；（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统曰老爷；（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六）每逢朔望，必向我行一跪三叩首礼。仆人无如何，唯唯而已。或曰：章太炎仆役系某处派来密探，藉以窥其动静者，章故以是侮弄之。未知确否？”有可补充前述之未备者，因更缀录，俾资参阅（其时太炎仆役，多系便衣警察，负有暗中监视之责）。（民国三十三年）
吴君谓：“徐医生寓钱粮胡同……居近龙泉寺，每先生怒不可遏，监守者辄急请徐至……乃得由龙泉寺移住徐宅。”此节似未甚谛。徐医生系住本司胡同，章氏由龙泉寺迁居徐宅，后由徐宅更迁钱粮胡同，则为自租之房矣，本司、钱粮二胡同，均在内城东四牌楼间，龙皋寺则在外城之西南隅，相距实甚远也。章氏长女<爻爻>自经之原因，不佞不甚了了，惟吴君谓“赴徐宅，诉于先生”云云，据不佞所闻，<爻爻>民国四年到京省觐时，章早迁居所租之房（已与徐医生不洽），<爻爻>亦即居此，数月后乃自经而死（章氏所作《亡女事略》一文亦可按）。
又《逸经》第十条所载刘君《洪宪纪事诗本事注》有云：“元洪入京，太炎改唐诗讥之曰：‘……徒令上将挥神腿，终见降王走火车……’‘……西望瑶池见太后（黎入京谒隆裕），南来晦气满民关。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某恨太炎，持猴头句说袁，阴使鄂人郑胡等借主持共和党名义，迎章入京，遂安置龙泉寺。”按章氏之安置龙泉寺，诚在黎元洪到京之后，而到京实在黎前，袁世凯非因此诗始诱其入京，动机盖因其于二次革命时发表斥责袁世凯之文字也。章氏民国二年到京之日，虽骤难确忆，而记得总在秋间（钱君亦谓伊是年九月十三日到京，章已先至而居共和党本部矣。检察厅于章到京后，承袁旨以参加内乱起诉，传章就讯，章以病辞，为十月间事）。至元洪由鄂入京，则时在十一二月间矣。章氏此项谐诗，忆共五首，刘君所引两首外，更有三首，当系在京而于元洪到京后所作耳。“西望瑶池见太后”句，刘君谓“黎入京谒隆裕”，夫隆裕已于是年春间逝世，元洪入京何能相见乎？意者此句或是虚指之词（隆裕或慈禧），如其他首中之“瀛台湖水满时功，景帝旌旗在眼中”欤。（民国二十五年）
太炎琐话
章太炎（炳麟）绩学雄文，杰出近代。当自清光绪季叶，即自负极高。其《癸卯狱中自记》云：“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风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以不任宅其位，ム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流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意态之轩昂，抱负之伟大，想见俯视群流果于自任之概。辞气甚亢厉，读来却又饶有妩媚之致。其后民初被羁北京时，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书有云：“研精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衤固乱，辛苦亦已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已后，中夏文化亦亡矣！”意亦犹之，均自示一身之关系特重也。
太炎此种态度，俨然“斯文在兹”之意也。其师俞荫甫（樾），则对于“斯文在兹”四字，欲然弗敢承焉。俞氏《春在堂随笔》卷八云：“……既得福寿砖之后，越五月，同人又于俞楼后山上得摹崖四大字，曰：‘斯文在兹’，皆大惊喜，花农孟薇驰书以告余吴下，谋于西爽亭后辟一门，以通其地。余曰：‘福寿二字，犹可窃以自娱。斯文在兹四字，万难干以取戾，斯举可不必也。’书此四字者，为赵人张奇逢，乃直隶获鹿人也，顺治五年为杭州府知府。自来言西湖金石者均不知有此四字，盖淹没至今而始显者也。”志此四字石刻之发见，而谦让不敢自居，与太炎之态度异矣。
俞氏朴学大师，太炎从学，得力不少，后益精进，蔚成一子，规模境诣，非师门所能限，奇才闳蓄，称霸学林，亦俞门之光也。太炎之论俞氏，如《说林》下有云：“吾生所见凡有五，第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列为经师之第一流。又《俞先生传》，虽间言其短，仍甚致推崇。至尝有《谢本师》之作，不满俞氏，乃出一时感触，非可一概而论。民初编订《文录》，此篇不收入。
太炎文章，雄劲冠时，有上追秦汉之势，朱晦翁（熹）有云：“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见《朱子语类》。又恽子居（敬）《上曹俪笙侍郎书》论古文有云：“文人之见，日胜一日，其力则日逊焉。”均以后世文章其力渐薄难逮古昔为言。太炎之文，能超时代而趋往古，学劬而力尤伟也。其天赋之优，洵属度越恒流。
林琴南（纾）所为小说《畏庐笔记》（民初所作），其《马公琴》一则有云：“客曰：‘……由考据而入古文，如某公者，从游不少，亦可云今日之豪杰，且吾读其文，光潘怪陆离，深入汉魏之域，子云相如不过如是。足下苟折节与交，沾其余潘，亦足知名于世。’生笑曰：‘此真每下愈况矣。某公者，ㄎ扯之学也。记性可云过人，然其所为文，非文也，取古子之文句一一填入本文，如尼僧水田之衣，红绿参错照眼，又患其字之不古，则逐一取换，易常用之字以古字，令人迷惑怪骇，不敢质问，但惊曰博，私诧其奇。夫古人为文，焉有无意境义法可称绝作者。汉文之最宏丽者无如封禅文典引及剧秦美新，然细按之，皆有脉络可寻。即《三都》、《两京》之赋，中间亦有起伏接┺之笔。某氏但取其皮，不取其骨，一味狂奔，余恒拟为商舶之打货，大包巨簏，经苦力推跌而下，货重而舱震，又益以苦力之呼啸，似极喧腾，实则毫无意味。于是依草附木者尊如亚圣，排斥八家，并集矢于桐城矣。此种狂吠，明之震川固遭其厄，试问州晚年何以屈服于震川！天下文字，因有正宗，不能以护法弟子之呐喊及报馆主笔之揄扬即能为蜉蝣之撼也。’”意有所指，似即谓太炎耳。然多非中肯之谈。太炎之文，虽非无可议及不可为训处，而大体无愧卓荦大手笔，固非林氏所能及也。至意境、义法之说，章文格老气劲，义蕴闳深，不取摇曳生姿，而意境韵致自具，特未可以桐城义法绳之而已。
林氏此论，对太炎加遗一矢，盖含有报复性质，太炎对林夙尝轻鄙也。其《与人论文书》（清末所作）有云：“并世所见，王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气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失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与蒲松龄相次，自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司马迁、班固之言（纾自云：日以左、国、史、汉、庄、骚教人，未知其所教者何语也。以数公名最高，援以自重，然曩日金人瑞辈亦非不举此自标，盖以猥俗评选之见而论六艺诸子之文，听其发言，知其鄙倍矣。纾弟子记师言，援吴汝纶语以为重。汝纶既殁，其言有无不可知，观吴汝纶所为文辞，不应与纾同其缪妄，或由性不绝人好为奖饰之言乎）。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即复不能比于吴蜀六士矣。”盖贬斥林氏如是。至《雅俗之辨》，则有云：“徒论辞气，太上则雅，其次独贵俗耳。俗者谓土地所生习（《地官》大司徒注），婚姻丧纪旧所行也（《天官》大宰注），非猥鄙之谓。孙卿云：‘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云：‘随俗雅化。’夫以俗为缦白，雅乃继起以施章采，致文质不相畔。世有辞言袭常，而不善故训，不綦文理，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友纪，窕儇侧媚之辞，薄之则必在绳之外矣，是能俗者也。”吴蜀六士谓八家中之宋六家，欧阳曾王三苏也。太炎讥其“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又云：“仆重汪中，未尝薄姚鼐、张惠言，姚张所法，上不过唐宋，然视吴蜀六士为谨（夸言稍少，此近代文所长。若恽敬之恣，龚自珍之儇，则不可同论）。仆视此虽与宋祁、司马光等，要之文能循俗，后生以是为法，犹有坛宇，不下堕于猥言酿辞，兹所以无废也。”是桐城之文，虽非所深许，然以为有可取而不薄之，特视林为不足依傍桐城，更无论司马迁辈矣。
太炎此篇，更论及小说云：“小说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钅开著书，上说下教，其意犹与黄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风俗、学术、方技，史官所不能志，诸子所不能录者，比于拾遗故可尚也（宋人笔记，尚多如此，犹有江左遗意）。其下或及神怪，时有目睹，不乃得之风听，而不刻意构画其事，其辞坦迤，淡乎若无味，恬然若无事者，《搜神记》《幽明录》之伦，亦以可贵。唐人始造意为巫蛊卖之言（苻秦王嘉作《拾遗记》，已造其端。嘉本道士，不足论，唐时士人乃多为之），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说名，固非其实。夫蒲松龄、林纾之书得以小说署者，亦犹大全讲义诸书传于六艺儒家也。”溯小说之古体，而病晚世称小说者非其伦，遂不许蒲林之书以小说署，所见不免太固。古小说文字本简质，后经演化，体裁浸多，领域甚广，附庸蔚为大国，在文学上成一重镇，虽优劣不一，未宜一概抹杀。蒲氏《聊斋志异》，自有其文学价值，其中描写，涉于猥亵，固是一疵，要其大端文字之工处，不可废也（所著小说，并有《醒世姻缘传》一种，亦为有价值之作，以太炎之论衡之，更不得以小说署矣）。林氏宗尚桐城，于古文致力甚勤，然非有过绝流辈之诣，特移译外国小说，成绩足称（自撰之小说，则少精神，难相副）。
俞氏《春在堂随笔》卷八云：“纪文达公尝言：‘《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先君子亦言：‘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绘，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若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然《聊斋》藻藻绘，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而作者，则俗艳而已。甚或庸恶不堪入目，犹自诩为步武《聊斋》，何留仙之不幸也！”（纪氏评论《聊斋志异》之语，详见其门人盛时彦所撰《姑妄听之》——《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之一跋）。以记事之体裁论，《聊斋志异》之作法，于义诚有未妥，然以传奇派之小说论，则本唐人说部而加恢奇，颇多佳制，在文学上之价值，非《阅微草堂笔记》暨《右台仙馆笔记》所逮。至步武《聊斋》者之不足观，亦见蒲氏之作之难能。林氏所撰近乎“聊斋”体之笔记小说，笔墨固亦远逊也。
太炎论文，自抒所见，不同人云亦云，可供读太炎文者之考镜，兼资谈文者之扬榷。文家宗尚不一，见解有殊，盖亦不必过泥耳。
梁任公（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八节有云：“馀杭章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大究心明清间掌故，排满之信念日烈。”（章学诚虽讲史学，与排满之主张毫无关系，不应列此）又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章《清代学术迁变与政治之影响（下）》有云：“章太炎（炳麟），他本是考证学出身，又是浙东人，受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专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认太炎为浙东人，实误。馀杭，固浙西也。倘系馀姚，乃浙东耳。梁氏殆以二“馀”相混而一误再误欤（忆尝有人撰一书，冒为太炎作品，而署曰“馀姚章太炎著”，盖以二县名易相混，使有诘之者，可言此另是一馀姚章太炎所著也。因梁事而漫及之，藉发一笑）。
太炎清季鼓吹民族革命，诋斥清帝甚力。迨民国十七年，表彰《三字经》，重为修订印行，则有异故态。尝见此书之普遍坊本一种，其历史部分，叙至明末乱事，接入有清代兴，云：“乞援师，吴总兵。满入关，据神京。传十世，国号清，至宣统，大宝倾。”注谓：“明总兵吴三桂，招致满人，长驱入关，窃据汉土，改国号曰清，共传十主，二百六十八年”。尝为民国初年所增补，不知出谁氏手笔。太炎修订本，叙此则云：“清太祖，兴辽东。金之后，受明封（注：“清为金之后。姓爱新觉罗，明代末叶崛起辽东，至太祖始称帝。”）。至世祖，乃大同。十二世，清祚终（注：“李自成陷北京，吴三桂迎清世祖兵入关，遂代明有天下，传至宣统，逊位民国，凡十主，二百六十八年。自太祖努尔哈赤至宣统，共为十二世。”）。对照而观，坊本所云窃据，章本乃曰大同，其对清之态度，不与昔大相径庭乎？盖昔以种族革命者之立场，兹以史家之立场，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可不以前后相乖为诧也。太炎清季深责曾国藩，晚年则每有誉词，旨亦近之。
拙搞前有述太炎民初被羁北京时轶事二篇（均见《逸经》），其第二（见《逸经》第十二期）述及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寓所时对仆役颁有规条，其事颇趣，系闻之钱玄同先生。钱君谈此时，谓不能尽忆，仅忆其要者。近于《都门趣话》（辑者署“大雷啸公”，内容盖录自民初报纸），见有《太炎约仆之条件》一则云：“……一日忽与仆人约曰：“余有仆役应守规则六条，汝辈能恪遵者留，否则去：（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在外见我须垂于鹄立；（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统曰老爷；（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六）每逢朔望，必向我行一跪三叩首礼。仆人无如何，唯唯而已。或曰：章太炎仆役系某处派来密探，藉以窥其动静者，章故以是侮弄之。未知确否？”有可补充前述之未备者，因更缀录，俾资参阅（其时太炎仆役，多系便衣警察，负有暗中监视之责）。（民国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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