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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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谈太炎，录孙思君（至诚）《谒馀杭先生纪语》，昨承姜亮夫君（寅清）由巴黎来书，对此有所引申补充。二君同为章氏弟子，均笃于师门，风义足称。兹录姜君来书如次：
顷于《国闻周报》二十五期，读大著载同门孙思君《谒馀杭先生纪语》，论某公好奇一段，有“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云云四语，细采文义，观语气轻重急徐之间，与不佞所闻于先生者，小有同异，岂弟子退而异言者欤。此四语适为不佞所曾轻尝，而三数为先生所申诫，又为近来学人所执以为先生疾者，不敢秘其所闻，一任世俗耳食之言，厚诬先生。然先生自有千秋，亦不敢为调停之说，以取售于当世。敢举其平日待坐所闻一二事，为阁下陈之：
（一）以今文疑群经先生于经为古文家，此举世之所共知，而壁垒甚严，亦举世之所共知，然于今文家之严守家法者，亦未尝轻蔑。忆井研廖先生既殁，有欲求先生为墓文者，不佞以此进叩，先生惘然相语曰：“季平墓志，非我亦不能为。”而于南海立说之不纯者，则颇见诋讥。至廖康而后，先生未尝以经今文家许人，今人亦实无一以今文家之立场疑群经者。疑群经者钱玄同君号为魁首，钱君固先生弟子也。故“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一语，似觉轻重之间，尚可商量。忆初谒先生时，以治经请，先生言以经视经，则宜守家法，不可自乱途辙，杂揉今古。盖不佞亦尝请益予井研，故先生以此绳之也。大抵先生于当时之说经者，皆病其杂乱抄撮，不见矩，非必如早年于今文家之说一意作主观之批评也。
（二）以赝器校正史此与下文“以甲骨黜许书”二语大为当时学人所诟病。盖先生早年于此固曾张其挞伐，盖阮吴诸家之说不足以服人，而甲骨出处不明，又无其他有力佐证，当时唱之者如刘铁云辈，又非笃行纯学之士，孙诒让亦谨严无他规模，以一融通四会之学人，欲其贸然承认一种新学问，有所不能，亦有所不可，故早年之指陈吉金甲骨之弊者宜也。近年来铜器甲骨之出土者日多，研治者途术亦日精，先生于早年之说，似已不甚坚持。忆二十二年上海同福里座中，偶谈及先生为某氏跋散氏盘中语。先生曾言许叔重《说文解字》亦采山川鼎彝，故金石非不可治，惟赝器太多，辩别真伪，恐非目前世人学力所能及，故以证文字大体尚可寻其鳃理，以证史事终觉不安。证史不安云云，则谓先生蔑弃鼎彝，不如谓尊史过甚为能得其实。先生民族思想最切，近来国事日非，故其缅怀故国之情益甚。晚年以读史召群弟子，而于含“刚中”思想之儒行一文，复数数为世人唱导。其救民之忱，非哗世取宠者之所能望其项背。
（三）以甲骨黜许书先生早年之不满于甲文，其原因已如上陈，惟以其所疑至晚年仍不得解，故对甲文之态度，较吉金为严肃，而尤不喜人以证古史。忆初谒先生时，先生知不佞为海宁王静安先生弟子，即谓治小学当以许书为准。二十二年春苏州国学会邀不佞演讲，大意以甲文为中国较早之文学，杂证《八卦》后于甲文及《易》为春秋战国时术数之学。讲稿刊布后，先生大不悦，以召同门诸君。即不佞游大梁归，已传言唧唧，趋锦帆路拜谒，先生温语喻之曰：“凡学须有益于人，不然亦当有益于事。古史诚荒渺难稽，然立说固与前人违异，亦必其可信乎？治小学为读书一法，偶采吉金可也，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出之以谨严，亦可也，必以此而证古史，其术最工眇，要近虚造，不可妄作。”继则以“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为解喻。去年有欧洲之行，先生赐之食，又温语以顾亭林、王而农相勉，复言甲骨不能相信。不佞笑以请曰：“倘有的证，足使先生信其为殷商时物，则先生亦将为之鼓吹乎？”先生笑曰：“但恐君辈终不能得的证耳。”大抵先生于甲文因其“来历不明”而疑之，并固治学谨严者应有之态度，世人方以此见诟，盖不思之甚耳。
（四）以臆说诬诸子不佞于诸子素少究心，故侍座时亦从未以此请益，惟少岁偶读《唯识论》后，因以喜读先生《齐物论释》及重释，然多不甚了了，尝一以请教，先生自谦其书为“此亦一种说法”云云，他无所闻。孙君究心诸子，平素所闻当较为多也。
总之，先生于近日学人，皆叹其根柢太浅，言经者泛滥杂抄，不明家法，究习吉金甲骨者，既好立异说，不根于载籍，而又ㄎ扯正史，以为无益而诬史，为治学者所当谨择而已。细择先生晚年言学之趣向，大约有二，一欲救世以刚中之气，一欲教人以实用之学，其归在于不忘宗邦之危。刚中则夸诬奇觚皆在当砭之列，实用则怪诞诡谲皆在宜排之数。变更旧常，不轨于典籍，或有危于宗邦者，皆为心所甚忧。此其大校也。不佞所闻如是，所关虽不甚大，然亦学术上之一重公案。孙君所记，语意有待于疏说处，故为补说如是，尚乞附尾大著，刊之周报，使世人勿误解孙君之言，则幸甚矣。途中未以书自随，故但能举此以为验。俟归国后，当为阁下一再详之。
适晤孙君，因以相示，孙君于姜君宗旨，甚表钦佩，旋来书更举师说，以资参验，亦同门切磋之雅也。故并录左：
承示姜君馀杭先生绪论各节，与弟所述小有异同。弟侍馀杭先生或后于姜君，似以姜君之言为近是姜君拥护师门，惧为耳食之言所厚诬，且不为调停之说以阿时，殊深敬佩。兹复将先生自书之言或他人所录曾经鉴定者，移录于次，以供参验，可乎？
（一）以今文疑群经先生去秋作制言发刊词宣言有曰：“今国学之所以不振三：一日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学为帐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又先生《汉学论上》有曰：“清时之言汉学，明故训，甄制度，使三礼辨秩，群经文曲得大通，为功固不细。三礼而外，条法不治者尚过半，面末流适以汉学自弊，则言《公羊》与说彝器款识者为之也。循《公羊》之说，周可以黜，鲁可以王，时制可以诡更，事状可以颠倒。以《春秋》为史耶，则沈约、魏收所不为；坚指以为经耶，则吴广之帛书，张角之五斗米道也。清世言《公羊》已乱视听，今《公羊》之学虽废，其馀毒遗ン犹在。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而国之本实蹶矣。”按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之可读者鲜矣；崔适《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近之以尧舜神禹为虚造者，实自康崔诸为今文学者启之，宜先生之为此言也。
（二）以赝器仇正史说详先生星期讲演会记录第四期《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二十四年五月刊行），有曰：“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器物有，即可证其必有，无则无从证其有无。余谓此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馀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弃，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即如西域三十六国，向无史乘，倘今人得其器物，则可资以为证耳。其次已有史乘，而记载偶疏，有器物在，亦可补其未备。如列传中世系籍贯历官之类，史或疏略，碑版在，即可藉以补苴，然此究系小节，无关国家大体。且史乘所载，不下万余人，岂能人人尽为之考。研求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务？况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汉二字，知秦汉二字之意义者，独非史乘所诏示耶？如无史乘，亦无从知秦汉二字为何语也。即如陕西出土之秦汉瓦当，知陕西为秦汉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据史乘然后知瓦当为秦汉之物，否则又何从知之？且离去史乘，每朝之历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仅如断烂朝报，何从贯穿？以故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作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不但此也，器物之最要者，为钟鼎、货币、碑版，然钟鼎伪造者多，货币亦有私铸伪造二者，碑版虽少，今亦有伪作者矣。《韩非子·说林》：齐伐鲁，求谗鼎，鲁以其赝往，是古代亦有伪造之钟鼎也。又《礼记·祭统》，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据左氏哀十六年传，六月，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醉而逐之，夜半而遣之。孔氏正义谓即此六月中，先命之，后即逐之。此语最为无赖。夫铸鼎刻铭，事非易易，何能以旬日遽成？以《左传》所载为信，则孔悝之鼎赝而已矣。今人欲以古器订古史，第一须有精到之眼光，能鉴别真伪不爽毫厘，方足以语此。无如历代讲钟鼎者，以伪作真者多，甲以为真，乙以为伪，乙以为真，丙以为伪，彼此互相讥弹，卒无休止，钟鼎自不能言，而真伪又无法可求，何能得其确证哉？且钟鼎及六朝前碑版所载，多不甚著名之人，稍有名即无物可证，夫论史须明大体，不应琐屑以求。如云今人有四万万之多，我能知两万万之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今以古器证史则可知其人必有者，盖无几矣。如秦半两钱在，秦诏版在，秦权秦量在，可证始皇之必有其人矣，然汉高祖即不能证其必有，何也？铜器货币均无有也；王莽二十品钱（六泉十布错刀契刀货泉货布）均在，所谓新量（真假姑不论）者亦在，王莽可证其必有矣，然光武则不能证其必有，何也？铜器货币均无有也，无从证也。史思明顺天钱得壹钱均在，今北京法源寺有悯忠寺宝塔颂，镌御史大夫史思明之名，是史思明可证其必有矣，安禄山则不能证其必有，何也？货币碑版均无有也，无从证也。以故，以器物证史，可得者少，不可得者多，如断线之珠，无从贯穿，试问始皇有，高祖未必有，王莽有，光武未必有，史思明有，安禄山未必有，尚成其为历史耶？以钱币论，唐以后铸钱皆用年号，然宋仁宗改元九次，皇、康定之钱，传世无几，宝元以一钱须迭两宝（宝元、通宝也）未铸，铸皇宋通宝，如以无宝元钱故，即谓宝元之号乃伪造可乎？又明洪武时，铸洪武钱，其后历朝沿用。嘉靖时补铸历朝之钱，然以永乐革除建文年号，故建文钱独不补铸，谓建文一代之事，悉系伪造可乎？果如今世考古之说，钱之为用，非徒可以博当时之利，且可以传万世之名，则钱之为神亦信矣！惜乎晋人作《钱神论》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以碑版论，昔隋文帝子秦王俊死，王府僚佐，请立为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传足矣，何用碑为？”此语当时谓为通人之论。如依今人之目光言之，则此语真不达之至矣。何则？碑可恃，史不可恃也。然则碑版非徒可以谀墓，几可生死人而肉白骨矣！且也钱币造自政府，铜器铸由贵族，碑版之立，于汉亦须功曹、孝廉以上，而在齐民者绝少，使今有古代齐民之石臼在，亦无从知其属于何人，如此而谓周秦汉三代，除政府贵族功曹、孝廉而外，齐民无几也，非笑柄而何？钟鼎、货币、碑版三事之外，有无文字，而从古相传，为某人之物者，世亦不乏。如晋之武库，藏孔子履，其上并无孔子字样，高祖剑未知有铭与否，王莽头当然头上不致刻字。此三物者，武库失火，同时被焚，以其失传，谓孔子、高祖、王莽均属渺茫，可乎？设或不焚，王莽之头，亦无从知其确为王莽之头也。履也，剑也，亦无从知其属于谁何也，何也？剑与履不能自言也。又有文字本不可知，而后人坚言其为某某字者，如《西京杂记》载夏候婴求葬地，下有石椁，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啸堂集古录》载之，字作墨团，汗漫如朵朵菊花。当时人妄言此为某字，彼为某字，夫铭之真伪不可知，即以为真，又何从知其甲为某字，乙为某字哉？今人信龟甲者又其类也。由此言之，求之钟鼎、货币、碑版、而钟鼎、货币、碑版本身已有不可信者，况即使可信，亦非人人俱有，在古器者皆不甚著名之士，而齐民又大率无有，有文字者如此，无文字者更无从证明，如此欲以器物订史，亦多见其愚而已矣。夫欧人见亡国无史，不得已而求之器物，固不足怪；吾华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反言史不足信，须恃器物作证，以为书篇易伪，器物难伪！曾亦思书者契也，前人契券流传至后，后人阅之，即可知当时卖买之情状，虽间有伪造，考史者如官府验契，亦可以检察真伪。如不信史而信器，譬如讼庭验契时，法官两造，并不怀疑，忽有一人出而大言曰，契不足恃，要以当时交易之钱作证，此非至愚而何？妄人之论，本不足辨，无如其说遍于国中，深恐淆惑听闻，抹杀历史，故不惮辞费而辟之，使人不为所愚。
（三）以甲骨黜许书说详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纪录第一期《小学略说》（二十四年十月出书），有曰：“宋人释钟鼎文者大都如望气而知；清人则附会六书，强为解释。夫以钟鼎为古物，以资欣赏，无所不可；若以钟鼎刻镂，校订字书，则适得其反耳。至如今人哗传之龟甲文字，器无征信，语多矫诬。皇古占卜，著龟而外，不见其他。《淮南子》云：牛蹄彘颅，亦骨也而世弗灼，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可见古人稽疑，灵龟而外，不事骨卜。今乃兽骨龟厌，纷然杂陈，稽之典籍，何足信赖？要知骨卜一事，古惟夷貊用之，中士无有也。庄子言宋元君得大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策，唐李华有《废卜论》，可见龟卜之法，唐代犹存。开元时孟说作《食疗本草》，宋苏颂《图经》及《日华本草》，皆言已卜之龟必有钻孔，名之曰漏天机，虽绝小之龟亦可以钻十孔，钻孔多则谓之败龟板也。夫灼龟之典，载于《周礼》，凿孔以灼，因以观兆；无孔则空气不通，不能施憔，无以观兆。今所得者，累然成贯，而为孔甚少，不可灼卜，或者方士之流，伪作欺人，一如河图洛书之傅合《周易》乎。其文字约略与金文相似，盖造之者亦抚摹钟鼎而异其钩画耳。夫钟鼎文字，尚有半数可认，亦如二王之草书笺帖，十有六七可识，余则难以尽知，不妨阙疑存信；彼龟甲文者，果可信耶否耶？”又先生在正风文学院讲研究国学之门径（卓方记录）曰：“又有一事，须为之防，则歧路是也……某君在中国好谈佛经，至日本则专造赝鼎，谓为某代古物，谓为某人真迹，以欺日本人，既又回国骗中国人。譬如龟甲，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记载甚明。龟非常用之物，必卜时始启之，卜后即藏之。如每卜一事，必刻一次，如周代世用此龟，则一次刻后，二次三次以至多次，又刻在何处？甲骨总云出在河南，是否殷墟亦难确定，而龟甲之文与大篆说文不同，试问如何能识？孙诒让努力欲识之，已受其绐。今人识现在之字，尚须查字典，甲骨文有何书可查。前清好谈籀篆，此种风气，自钟鼎开之。宋欧阳修始好钟鼎，作《集古录》。宋人研究钟鼎，以某字似某字即断为某字。清人视为不妥，遂以此字为象形、此字为会意而解释之。顾必先识此字然后可以知其为象形、会意、指事，若并不识此字，又安能明其所象者何形，所指者何事，所会者何意也？画一为日，而世之圆者何限，画一——代天与地，而可代者无穷。兹以天字为喻，解为至高无上，从一大。必先识而后可解曰至高无上从一大，设不识天字，而指一牛字曰，一元大武，此天字也。可乎否乎？然造字之初，或竟写作牛形，未始不可，则又将如何如何作解矣。故清人以六书解字，殆等于测字者类耳。殷去现在三千馀年，《汉书·艺文志》记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孔子时已有阙文不可识，或尚可问诸故老。凡识字必有师传授，汉人去古未远，古文当尚有人能识。至宋已离汉约千年，邃古文字之音训，已早失传，今乃欲以数千年后之人，而强识数千年前失传之文字，其不邻于武断者几希。识钟鼎字已不免武断，则龟甲文字之认识，其为向壁臆造尤可知，而况乎其多为赝物耶？”
（四）以臆说诬诸子先生尝语至诚曰：“近人言国学，于经则喜说周易，于文字则喜谈龟甲，于子则喜解墨辩，以三者往往其义不可猝识，乃可任以己意，穿凿附会之，其韪非人与己皆不可为正，故无所不可，此所谓魍魉易图狗马难效也。”至诚颇喜研讨诸子，而及于墨，傥亦以是为诫也耶。
至先生为廖翁季平铭墓，颇多推挹之言，其视之固不与康南海同类相丑淇，然于其学行，似均有弦外余音。篇首曰：“余始闻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议论多宗君，意君必牢持董何义者，后稍得其书，颇不应。民国初君以事入京师，与余对语者再，言甚平实，未尝及怪迂也。后其徒稍稍传君说，又绝与常论异。”文尾又有曰：“余闻庄生有言：圣人之所以骇世，神人未尝过而问焉。次及贤人君子亦递如是。余学不敢方君子，君子言，殆超神人过之矣，安能以片辞褒述哉？以君学不纯儒，而行依乎儒者，说经文兼古今，世人猥以君与康氏并论，故为辨其妄云。”廖翁晚年说经多近神话，故文中有怪迂之说，神人之目，此其抑扬诎折之间，旨趣略见。
姜君多见通人，于今文龟甲之学，均尝究心，而尤拳拳师门，其立言较至诚所述为圆，庶几所谓光光相网而无碍者欤。以同门之雅，承切磋之谊，因更为左证，以广其义如此，未知姜君以为何如。（民国三十三年）
顷于《国闻周报》二十五期，读大著载同门孙思君《谒馀杭先生纪语》，论某公好奇一段，有“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云云四语，细采文义，观语气轻重急徐之间，与不佞所闻于先生者，小有同异，岂弟子退而异言者欤。此四语适为不佞所曾轻尝，而三数为先生所申诫，又为近来学人所执以为先生疾者，不敢秘其所闻，一任世俗耳食之言，厚诬先生。然先生自有千秋，亦不敢为调停之说，以取售于当世。敢举其平日待坐所闻一二事，为阁下陈之：
（一）以今文疑群经先生于经为古文家，此举世之所共知，而壁垒甚严，亦举世之所共知，然于今文家之严守家法者，亦未尝轻蔑。忆井研廖先生既殁，有欲求先生为墓文者，不佞以此进叩，先生惘然相语曰：“季平墓志，非我亦不能为。”而于南海立说之不纯者，则颇见诋讥。至廖康而后，先生未尝以经今文家许人，今人亦实无一以今文家之立场疑群经者。疑群经者钱玄同君号为魁首，钱君固先生弟子也。故“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一语，似觉轻重之间，尚可商量。忆初谒先生时，以治经请，先生言以经视经，则宜守家法，不可自乱途辙，杂揉今古。盖不佞亦尝请益予井研，故先生以此绳之也。大抵先生于当时之说经者，皆病其杂乱抄撮，不见矩，非必如早年于今文家之说一意作主观之批评也。
（二）以赝器校正史此与下文“以甲骨黜许书”二语大为当时学人所诟病。盖先生早年于此固曾张其挞伐，盖阮吴诸家之说不足以服人，而甲骨出处不明，又无其他有力佐证，当时唱之者如刘铁云辈，又非笃行纯学之士，孙诒让亦谨严无他规模，以一融通四会之学人，欲其贸然承认一种新学问，有所不能，亦有所不可，故早年之指陈吉金甲骨之弊者宜也。近年来铜器甲骨之出土者日多，研治者途术亦日精，先生于早年之说，似已不甚坚持。忆二十二年上海同福里座中，偶谈及先生为某氏跋散氏盘中语。先生曾言许叔重《说文解字》亦采山川鼎彝，故金石非不可治，惟赝器太多，辩别真伪，恐非目前世人学力所能及，故以证文字大体尚可寻其鳃理，以证史事终觉不安。证史不安云云，则谓先生蔑弃鼎彝，不如谓尊史过甚为能得其实。先生民族思想最切，近来国事日非，故其缅怀故国之情益甚。晚年以读史召群弟子，而于含“刚中”思想之儒行一文，复数数为世人唱导。其救民之忱，非哗世取宠者之所能望其项背。
（三）以甲骨黜许书先生早年之不满于甲文，其原因已如上陈，惟以其所疑至晚年仍不得解，故对甲文之态度，较吉金为严肃，而尤不喜人以证古史。忆初谒先生时，先生知不佞为海宁王静安先生弟子，即谓治小学当以许书为准。二十二年春苏州国学会邀不佞演讲，大意以甲文为中国较早之文学，杂证《八卦》后于甲文及《易》为春秋战国时术数之学。讲稿刊布后，先生大不悦，以召同门诸君。即不佞游大梁归，已传言唧唧，趋锦帆路拜谒，先生温语喻之曰：“凡学须有益于人，不然亦当有益于事。古史诚荒渺难稽，然立说固与前人违异，亦必其可信乎？治小学为读书一法，偶采吉金可也，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出之以谨严，亦可也，必以此而证古史，其术最工眇，要近虚造，不可妄作。”继则以“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为解喻。去年有欧洲之行，先生赐之食，又温语以顾亭林、王而农相勉，复言甲骨不能相信。不佞笑以请曰：“倘有的证，足使先生信其为殷商时物，则先生亦将为之鼓吹乎？”先生笑曰：“但恐君辈终不能得的证耳。”大抵先生于甲文因其“来历不明”而疑之，并固治学谨严者应有之态度，世人方以此见诟，盖不思之甚耳。
（四）以臆说诬诸子不佞于诸子素少究心，故侍座时亦从未以此请益，惟少岁偶读《唯识论》后，因以喜读先生《齐物论释》及重释，然多不甚了了，尝一以请教，先生自谦其书为“此亦一种说法”云云，他无所闻。孙君究心诸子，平素所闻当较为多也。
总之，先生于近日学人，皆叹其根柢太浅，言经者泛滥杂抄，不明家法，究习吉金甲骨者，既好立异说，不根于载籍，而又ㄎ扯正史，以为无益而诬史，为治学者所当谨择而已。细择先生晚年言学之趣向，大约有二，一欲救世以刚中之气，一欲教人以实用之学，其归在于不忘宗邦之危。刚中则夸诬奇觚皆在当砭之列，实用则怪诞诡谲皆在宜排之数。变更旧常，不轨于典籍，或有危于宗邦者，皆为心所甚忧。此其大校也。不佞所闻如是，所关虽不甚大，然亦学术上之一重公案。孙君所记，语意有待于疏说处，故为补说如是，尚乞附尾大著，刊之周报，使世人勿误解孙君之言，则幸甚矣。途中未以书自随，故但能举此以为验。俟归国后，当为阁下一再详之。
适晤孙君，因以相示，孙君于姜君宗旨，甚表钦佩，旋来书更举师说，以资参验，亦同门切磋之雅也。故并录左：
承示姜君馀杭先生绪论各节，与弟所述小有异同。弟侍馀杭先生或后于姜君，似以姜君之言为近是姜君拥护师门，惧为耳食之言所厚诬，且不为调停之说以阿时，殊深敬佩。兹复将先生自书之言或他人所录曾经鉴定者，移录于次，以供参验，可乎？
（一）以今文疑群经先生去秋作制言发刊词宣言有曰：“今国学之所以不振三：一日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学为帐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又先生《汉学论上》有曰：“清时之言汉学，明故训，甄制度，使三礼辨秩，群经文曲得大通，为功固不细。三礼而外，条法不治者尚过半，面末流适以汉学自弊，则言《公羊》与说彝器款识者为之也。循《公羊》之说，周可以黜，鲁可以王，时制可以诡更，事状可以颠倒。以《春秋》为史耶，则沈约、魏收所不为；坚指以为经耶，则吴广之帛书，张角之五斗米道也。清世言《公羊》已乱视听，今《公羊》之学虽废，其馀毒遗ン犹在。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而国之本实蹶矣。”按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之可读者鲜矣；崔适《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近之以尧舜神禹为虚造者，实自康崔诸为今文学者启之，宜先生之为此言也。
（二）以赝器仇正史说详先生星期讲演会记录第四期《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二十四年五月刊行），有曰：“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器物有，即可证其必有，无则无从证其有无。余谓此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馀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弃，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即如西域三十六国，向无史乘，倘今人得其器物，则可资以为证耳。其次已有史乘，而记载偶疏，有器物在，亦可补其未备。如列传中世系籍贯历官之类，史或疏略，碑版在，即可藉以补苴，然此究系小节，无关国家大体。且史乘所载，不下万余人，岂能人人尽为之考。研求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务？况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汉二字，知秦汉二字之意义者，独非史乘所诏示耶？如无史乘，亦无从知秦汉二字为何语也。即如陕西出土之秦汉瓦当，知陕西为秦汉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据史乘然后知瓦当为秦汉之物，否则又何从知之？且离去史乘，每朝之历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仅如断烂朝报，何从贯穿？以故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作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不但此也，器物之最要者，为钟鼎、货币、碑版，然钟鼎伪造者多，货币亦有私铸伪造二者，碑版虽少，今亦有伪作者矣。《韩非子·说林》：齐伐鲁，求谗鼎，鲁以其赝往，是古代亦有伪造之钟鼎也。又《礼记·祭统》，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据左氏哀十六年传，六月，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醉而逐之，夜半而遣之。孔氏正义谓即此六月中，先命之，后即逐之。此语最为无赖。夫铸鼎刻铭，事非易易，何能以旬日遽成？以《左传》所载为信，则孔悝之鼎赝而已矣。今人欲以古器订古史，第一须有精到之眼光，能鉴别真伪不爽毫厘，方足以语此。无如历代讲钟鼎者，以伪作真者多，甲以为真，乙以为伪，乙以为真，丙以为伪，彼此互相讥弹，卒无休止，钟鼎自不能言，而真伪又无法可求，何能得其确证哉？且钟鼎及六朝前碑版所载，多不甚著名之人，稍有名即无物可证，夫论史须明大体，不应琐屑以求。如云今人有四万万之多，我能知两万万之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今以古器证史则可知其人必有者，盖无几矣。如秦半两钱在，秦诏版在，秦权秦量在，可证始皇之必有其人矣，然汉高祖即不能证其必有，何也？铜器货币均无有也；王莽二十品钱（六泉十布错刀契刀货泉货布）均在，所谓新量（真假姑不论）者亦在，王莽可证其必有矣，然光武则不能证其必有，何也？铜器货币均无有也，无从证也。史思明顺天钱得壹钱均在，今北京法源寺有悯忠寺宝塔颂，镌御史大夫史思明之名，是史思明可证其必有矣，安禄山则不能证其必有，何也？货币碑版均无有也，无从证也。以故，以器物证史，可得者少，不可得者多，如断线之珠，无从贯穿，试问始皇有，高祖未必有，王莽有，光武未必有，史思明有，安禄山未必有，尚成其为历史耶？以钱币论，唐以后铸钱皆用年号，然宋仁宗改元九次，皇、康定之钱，传世无几，宝元以一钱须迭两宝（宝元、通宝也）未铸，铸皇宋通宝，如以无宝元钱故，即谓宝元之号乃伪造可乎？又明洪武时，铸洪武钱，其后历朝沿用。嘉靖时补铸历朝之钱，然以永乐革除建文年号，故建文钱独不补铸，谓建文一代之事，悉系伪造可乎？果如今世考古之说，钱之为用，非徒可以博当时之利，且可以传万世之名，则钱之为神亦信矣！惜乎晋人作《钱神论》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以碑版论，昔隋文帝子秦王俊死，王府僚佐，请立为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传足矣，何用碑为？”此语当时谓为通人之论。如依今人之目光言之，则此语真不达之至矣。何则？碑可恃，史不可恃也。然则碑版非徒可以谀墓，几可生死人而肉白骨矣！且也钱币造自政府，铜器铸由贵族，碑版之立，于汉亦须功曹、孝廉以上，而在齐民者绝少，使今有古代齐民之石臼在，亦无从知其属于何人，如此而谓周秦汉三代，除政府贵族功曹、孝廉而外，齐民无几也，非笑柄而何？钟鼎、货币、碑版三事之外，有无文字，而从古相传，为某人之物者，世亦不乏。如晋之武库，藏孔子履，其上并无孔子字样，高祖剑未知有铭与否，王莽头当然头上不致刻字。此三物者，武库失火，同时被焚，以其失传，谓孔子、高祖、王莽均属渺茫，可乎？设或不焚，王莽之头，亦无从知其确为王莽之头也。履也，剑也，亦无从知其属于谁何也，何也？剑与履不能自言也。又有文字本不可知，而后人坚言其为某某字者，如《西京杂记》载夏候婴求葬地，下有石椁，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啸堂集古录》载之，字作墨团，汗漫如朵朵菊花。当时人妄言此为某字，彼为某字，夫铭之真伪不可知，即以为真，又何从知其甲为某字，乙为某字哉？今人信龟甲者又其类也。由此言之，求之钟鼎、货币、碑版、而钟鼎、货币、碑版本身已有不可信者，况即使可信，亦非人人俱有，在古器者皆不甚著名之士，而齐民又大率无有，有文字者如此，无文字者更无从证明，如此欲以器物订史，亦多见其愚而已矣。夫欧人见亡国无史，不得已而求之器物，固不足怪；吾华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反言史不足信，须恃器物作证，以为书篇易伪，器物难伪！曾亦思书者契也，前人契券流传至后，后人阅之，即可知当时卖买之情状，虽间有伪造，考史者如官府验契，亦可以检察真伪。如不信史而信器，譬如讼庭验契时，法官两造，并不怀疑，忽有一人出而大言曰，契不足恃，要以当时交易之钱作证，此非至愚而何？妄人之论，本不足辨，无如其说遍于国中，深恐淆惑听闻，抹杀历史，故不惮辞费而辟之，使人不为所愚。
（三）以甲骨黜许书说详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纪录第一期《小学略说》（二十四年十月出书），有曰：“宋人释钟鼎文者大都如望气而知；清人则附会六书，强为解释。夫以钟鼎为古物，以资欣赏，无所不可；若以钟鼎刻镂，校订字书，则适得其反耳。至如今人哗传之龟甲文字，器无征信，语多矫诬。皇古占卜，著龟而外，不见其他。《淮南子》云：牛蹄彘颅，亦骨也而世弗灼，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可见古人稽疑，灵龟而外，不事骨卜。今乃兽骨龟厌，纷然杂陈，稽之典籍，何足信赖？要知骨卜一事，古惟夷貊用之，中士无有也。庄子言宋元君得大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策，唐李华有《废卜论》，可见龟卜之法，唐代犹存。开元时孟说作《食疗本草》，宋苏颂《图经》及《日华本草》，皆言已卜之龟必有钻孔，名之曰漏天机，虽绝小之龟亦可以钻十孔，钻孔多则谓之败龟板也。夫灼龟之典，载于《周礼》，凿孔以灼，因以观兆；无孔则空气不通，不能施憔，无以观兆。今所得者，累然成贯，而为孔甚少，不可灼卜，或者方士之流，伪作欺人，一如河图洛书之傅合《周易》乎。其文字约略与金文相似，盖造之者亦抚摹钟鼎而异其钩画耳。夫钟鼎文字，尚有半数可认，亦如二王之草书笺帖，十有六七可识，余则难以尽知，不妨阙疑存信；彼龟甲文者，果可信耶否耶？”又先生在正风文学院讲研究国学之门径（卓方记录）曰：“又有一事，须为之防，则歧路是也……某君在中国好谈佛经，至日本则专造赝鼎，谓为某代古物，谓为某人真迹，以欺日本人，既又回国骗中国人。譬如龟甲，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记载甚明。龟非常用之物，必卜时始启之，卜后即藏之。如每卜一事，必刻一次，如周代世用此龟，则一次刻后，二次三次以至多次，又刻在何处？甲骨总云出在河南，是否殷墟亦难确定，而龟甲之文与大篆说文不同，试问如何能识？孙诒让努力欲识之，已受其绐。今人识现在之字，尚须查字典，甲骨文有何书可查。前清好谈籀篆，此种风气，自钟鼎开之。宋欧阳修始好钟鼎，作《集古录》。宋人研究钟鼎，以某字似某字即断为某字。清人视为不妥，遂以此字为象形、此字为会意而解释之。顾必先识此字然后可以知其为象形、会意、指事，若并不识此字，又安能明其所象者何形，所指者何事，所会者何意也？画一为日，而世之圆者何限，画一——代天与地，而可代者无穷。兹以天字为喻，解为至高无上，从一大。必先识而后可解曰至高无上从一大，设不识天字，而指一牛字曰，一元大武，此天字也。可乎否乎？然造字之初，或竟写作牛形，未始不可，则又将如何如何作解矣。故清人以六书解字，殆等于测字者类耳。殷去现在三千馀年，《汉书·艺文志》记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孔子时已有阙文不可识，或尚可问诸故老。凡识字必有师传授，汉人去古未远，古文当尚有人能识。至宋已离汉约千年，邃古文字之音训，已早失传，今乃欲以数千年后之人，而强识数千年前失传之文字，其不邻于武断者几希。识钟鼎字已不免武断，则龟甲文字之认识，其为向壁臆造尤可知，而况乎其多为赝物耶？”
（四）以臆说诬诸子先生尝语至诚曰：“近人言国学，于经则喜说周易，于文字则喜谈龟甲，于子则喜解墨辩，以三者往往其义不可猝识，乃可任以己意，穿凿附会之，其韪非人与己皆不可为正，故无所不可，此所谓魍魉易图狗马难效也。”至诚颇喜研讨诸子，而及于墨，傥亦以是为诫也耶。
至先生为廖翁季平铭墓，颇多推挹之言，其视之固不与康南海同类相丑淇，然于其学行，似均有弦外余音。篇首曰：“余始闻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议论多宗君，意君必牢持董何义者，后稍得其书，颇不应。民国初君以事入京师，与余对语者再，言甚平实，未尝及怪迂也。后其徒稍稍传君说，又绝与常论异。”文尾又有曰：“余闻庄生有言：圣人之所以骇世，神人未尝过而问焉。次及贤人君子亦递如是。余学不敢方君子，君子言，殆超神人过之矣，安能以片辞褒述哉？以君学不纯儒，而行依乎儒者，说经文兼古今，世人猥以君与康氏并论，故为辨其妄云。”廖翁晚年说经多近神话，故文中有怪迂之说，神人之目，此其抑扬诎折之间，旨趣略见。
姜君多见通人，于今文龟甲之学，均尝究心，而尤拳拳师门，其立言较至诚所述为圆，庶几所谓光光相网而无碍者欤。以同门之雅，承切磋之谊，因更为左证，以广其义如此，未知姜君以为何如。（民国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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