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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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忙着备战高考,那已经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了。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是极为痛苦的,简直就是炼狱般的煎熬。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高考比坐牢还要恐怖。
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高考落榜的情景,当时全家人围在一起吃晚饭,我爸面无表情,突然冒出一句话来:“明年接着考吧。”我只是低头吃饭,没去理会。这时我姐用脚踢了我一下,我才极不情愿地“啊”了一声。
我明白老爷子的意思,如果明年考不上,后年就接着考,后年考不上,大后年就继续考,总之,什么时候考上大学什么时候算完。说实话,当时我特别想说不想再考了,像我这样的人考上又有什么用?但始终没有勇气,我想如果当时自己真要是这么说了,我爸肯定会把桌子一掀,当场就把我打死。
其实早在上高二的时候,我就已经认为自己不属于学校了,更不是他妈的什么乖学生,好学生。我讨厌学校,讨厌上课,讨厌作业,讨厌代数,讨厌物理,讨厌英语,讨厌老师……总之,讨厌一切与学习有关的东西。
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我上高中那阵儿,像我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储航、乔波、李森、于海都是如此。在老师们的眼里,我们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不爱学习,游手好闲,调皮捣蛋,撩猫逗狗,抽烟喝酒,打架斗殴……被找家长更是我们这帮人的家常便饭。
我想说的是,我们虽不是好学生,但我们都是好孩子。我们希望不高,只想混到毕业,参加高考,如果运气好,再碰上监考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这些人备不住有可能考上一个大专什么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考不上,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上不上大学其实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1990年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那年六月份,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我和储航他们因聚众斗殴,把一个外号叫老德的流氓打死了,分别被判了刑。由于我们当时未满18岁,再加上老德这个人劣迹斑斑,有强奸、抢劫等犯罪前科,所以我们被认定为聚众斗殴罪,也算是从轻判罚了。于海判得最重,被判了5年,因为他用啤酒瓶扎坏老德的肝,导致肝破裂而流血过多。其余的人也都根据情节严重与否被判两年三年不等。
我只被判了一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比他们判的少。这事到现在我也没问过家里人,如今想想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因为我家里人花了钱,而且我认为这方面的原因比较大;第二种可能听起来非常可笑,就是因为与比他们相比,我还算是一个好孩子。但我打心眼里不愿意这样比较,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一样,没什么不同。
出狱后的我感觉自己像做了一场噩梦,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心俱疲,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更别提再参加高考了。我忘不了出来后回到家里时,老妈为了掩饰眼眶里打转的泪光转过身的样子,还有老爸那少有的关切。于是,我听从了老爸的建议:复读。可我已经明显不适应学校的生活了,那年我只考了321分,连个大专都上不了。
第一次高考失败让我意识到,我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高考那么简单,还错过了一个成为好孩子的机会,还有许多无法言说的东西。我偶尔也会想起储航、乔波、李森、于海他们,但不敢深想,因为一想起他们,我就会想起把老德打死的那天下午,他临死前对我们说的那些话,还有我们丧失理智的疯狂举动……简直就是一场噩梦,那是我永远都不愿提及的过往。
直到一天下午,我正在自习,门口传来一个特别熟悉的声音:“武子!”我一抬头,看见于海站在教室门口,笑眯眯地向我招手。
于海明显比原来壮了许多,我知道这是他坐牢坐出来的,准确地说是被打出来的。像于海这样的人在牢里是不吃香的,在我们看来,他的脑子只有一根筋:要么打死我,你打不死我,我就打死你。因此刚进号里时,他遭的罪最多,挨打次数也最多。无论见到多么有背景的流氓或地痞,他总是七个不满八个不愤,就是一个字:干!
后来,于海在牢里渐渐打出了名,与几个所谓的大哥成了朋友,拜了把子,算是正式入行。这些都是我出来后听乔波说的。
上学那阵,我跟于海的关系最好,他人虽愣点儿,但不坏,为人实诚,没有心计。那时他家比较穷,平时基本没有零花钱,所以总蹭我们的烟抽。有一次他管储航要烟,储航没给,骂他说:“没钱就别鸡巴抽?”于海被臊得有点不好意思,便大声回骂:“妈个逼的,有你一天管我要烟的时候。”后来在牢里时,储航的烟几乎都是于海给的。
如果换做一年前,我肯定会跟于海跑出去大喝一顿。但那次我没有,尽管他极力邀请我。因为我从我们之间的谈话中已经察觉到,我和于海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所以我和他只在车库简单地聊了几句不深不浅的话。
临走时,于海悄声对我说:“武子,我给你看样东西。”说着他把白衬衣的扣子解开,我发现他的胸前纹了一只虎。
“纹这个干吗?”我问。
“纹着玩儿。”于海轻描淡写地说,然后又冲我眨了眨眼,“主要是吓唬人,这玩意好使。”
我骂了他一句。
于海露出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笑容。
于海走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去哪儿了,储航和乔波都不知道,总之这人消失了。后来听李森说在广州曾经看过于海,给别人看场子,混得不怎么样。再后来,于海这个人彻底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乔波比我晚一年出来,出来后没再上学,直接找了份工作,上了两天班,后来自己做了点小生意,但没赚到钱,每天累得半死。他曾经找我喝过几次酒,都是那种特别便宜的小饭店。以前乔波是不喝酒的,自从坐牢出来后酒量大长,每次都与我喝得烂醉如泥,喝完总拉着我去洗浴中心找小姐,我一次也没去过。后来,乔波知道我要考大学的消息后,便很少来找我了。
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乔波的婚礼,两年后我大学毕业,再见到他时已经离了婚,自己跑到一个小城市开了一家黑洗头房,当起了鸡头。我参加工作后,就再也没见过乔波,这期间我们偶尔通过两三次电话,扯一些毫无边际的话,就再也没什么了。
至于储航,算是我们这几个人中混得最好的。有时候,我们骂他天下所有的好事都让储航占尽了。出狱后的储航先是遇见了一个特别爱他的女孩,这个女孩比他小十多岁,而且长得很好看,这女孩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定与储航结婚,一年后两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储泽洋。但这段看似十分幸福的婚姻并未维持多长时间,半年后储航提出离婚,然后与我们同班的一个叫郝敬的女同学闪电结婚。储航的举动是有原因的,因为郝敬家境殷实,按现在的话说是标准的富二代。不仅如此,上学那阵儿郝敬也一直喜欢储航,但储航从来就未正眼瞧过郝敬,一是因为郝敬长得不好看,二是储航那时心系贾晓娜。后来因储航出了事,两人的关系也就不了了之。
我曾特别直接地问储航:“你抛妻弃女是不是为了钱?”
储航回答得更直接:“不为钱我他妈才不干这种缺德事儿呢。”
储航认为,钱可以买到一切,弥补一切,包括对妻女的愧疚。因此,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储航每个星期都会到秦皇岛去看望自己的妻女。有时候他也会叫上我,让我陪着他一起去。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去秦皇岛见女儿时总要爱叫着我,储航笑呵呵地回答说:“你看起来比较像好人。”
我问他:“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好人?”
他反问:“什么样的人会成为好人?”
我摇头。
“哎!啥也别说了。”储航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我们都是好孩子。”
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高考落榜的情景,当时全家人围在一起吃晚饭,我爸面无表情,突然冒出一句话来:“明年接着考吧。”我只是低头吃饭,没去理会。这时我姐用脚踢了我一下,我才极不情愿地“啊”了一声。
我明白老爷子的意思,如果明年考不上,后年就接着考,后年考不上,大后年就继续考,总之,什么时候考上大学什么时候算完。说实话,当时我特别想说不想再考了,像我这样的人考上又有什么用?但始终没有勇气,我想如果当时自己真要是这么说了,我爸肯定会把桌子一掀,当场就把我打死。
其实早在上高二的时候,我就已经认为自己不属于学校了,更不是他妈的什么乖学生,好学生。我讨厌学校,讨厌上课,讨厌作业,讨厌代数,讨厌物理,讨厌英语,讨厌老师……总之,讨厌一切与学习有关的东西。
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我上高中那阵儿,像我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储航、乔波、李森、于海都是如此。在老师们的眼里,我们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不爱学习,游手好闲,调皮捣蛋,撩猫逗狗,抽烟喝酒,打架斗殴……被找家长更是我们这帮人的家常便饭。
我想说的是,我们虽不是好学生,但我们都是好孩子。我们希望不高,只想混到毕业,参加高考,如果运气好,再碰上监考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这些人备不住有可能考上一个大专什么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考不上,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上不上大学其实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1990年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那年六月份,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我和储航他们因聚众斗殴,把一个外号叫老德的流氓打死了,分别被判了刑。由于我们当时未满18岁,再加上老德这个人劣迹斑斑,有强奸、抢劫等犯罪前科,所以我们被认定为聚众斗殴罪,也算是从轻判罚了。于海判得最重,被判了5年,因为他用啤酒瓶扎坏老德的肝,导致肝破裂而流血过多。其余的人也都根据情节严重与否被判两年三年不等。
我只被判了一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比他们判的少。这事到现在我也没问过家里人,如今想想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因为我家里人花了钱,而且我认为这方面的原因比较大;第二种可能听起来非常可笑,就是因为与比他们相比,我还算是一个好孩子。但我打心眼里不愿意这样比较,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一样,没什么不同。
出狱后的我感觉自己像做了一场噩梦,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心俱疲,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更别提再参加高考了。我忘不了出来后回到家里时,老妈为了掩饰眼眶里打转的泪光转过身的样子,还有老爸那少有的关切。于是,我听从了老爸的建议:复读。可我已经明显不适应学校的生活了,那年我只考了321分,连个大专都上不了。
第一次高考失败让我意识到,我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高考那么简单,还错过了一个成为好孩子的机会,还有许多无法言说的东西。我偶尔也会想起储航、乔波、李森、于海他们,但不敢深想,因为一想起他们,我就会想起把老德打死的那天下午,他临死前对我们说的那些话,还有我们丧失理智的疯狂举动……简直就是一场噩梦,那是我永远都不愿提及的过往。
直到一天下午,我正在自习,门口传来一个特别熟悉的声音:“武子!”我一抬头,看见于海站在教室门口,笑眯眯地向我招手。
于海明显比原来壮了许多,我知道这是他坐牢坐出来的,准确地说是被打出来的。像于海这样的人在牢里是不吃香的,在我们看来,他的脑子只有一根筋:要么打死我,你打不死我,我就打死你。因此刚进号里时,他遭的罪最多,挨打次数也最多。无论见到多么有背景的流氓或地痞,他总是七个不满八个不愤,就是一个字:干!
后来,于海在牢里渐渐打出了名,与几个所谓的大哥成了朋友,拜了把子,算是正式入行。这些都是我出来后听乔波说的。
上学那阵,我跟于海的关系最好,他人虽愣点儿,但不坏,为人实诚,没有心计。那时他家比较穷,平时基本没有零花钱,所以总蹭我们的烟抽。有一次他管储航要烟,储航没给,骂他说:“没钱就别鸡巴抽?”于海被臊得有点不好意思,便大声回骂:“妈个逼的,有你一天管我要烟的时候。”后来在牢里时,储航的烟几乎都是于海给的。
如果换做一年前,我肯定会跟于海跑出去大喝一顿。但那次我没有,尽管他极力邀请我。因为我从我们之间的谈话中已经察觉到,我和于海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所以我和他只在车库简单地聊了几句不深不浅的话。
临走时,于海悄声对我说:“武子,我给你看样东西。”说着他把白衬衣的扣子解开,我发现他的胸前纹了一只虎。
“纹这个干吗?”我问。
“纹着玩儿。”于海轻描淡写地说,然后又冲我眨了眨眼,“主要是吓唬人,这玩意好使。”
我骂了他一句。
于海露出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笑容。
于海走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去哪儿了,储航和乔波都不知道,总之这人消失了。后来听李森说在广州曾经看过于海,给别人看场子,混得不怎么样。再后来,于海这个人彻底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乔波比我晚一年出来,出来后没再上学,直接找了份工作,上了两天班,后来自己做了点小生意,但没赚到钱,每天累得半死。他曾经找我喝过几次酒,都是那种特别便宜的小饭店。以前乔波是不喝酒的,自从坐牢出来后酒量大长,每次都与我喝得烂醉如泥,喝完总拉着我去洗浴中心找小姐,我一次也没去过。后来,乔波知道我要考大学的消息后,便很少来找我了。
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乔波的婚礼,两年后我大学毕业,再见到他时已经离了婚,自己跑到一个小城市开了一家黑洗头房,当起了鸡头。我参加工作后,就再也没见过乔波,这期间我们偶尔通过两三次电话,扯一些毫无边际的话,就再也没什么了。
至于储航,算是我们这几个人中混得最好的。有时候,我们骂他天下所有的好事都让储航占尽了。出狱后的储航先是遇见了一个特别爱他的女孩,这个女孩比他小十多岁,而且长得很好看,这女孩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定与储航结婚,一年后两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储泽洋。但这段看似十分幸福的婚姻并未维持多长时间,半年后储航提出离婚,然后与我们同班的一个叫郝敬的女同学闪电结婚。储航的举动是有原因的,因为郝敬家境殷实,按现在的话说是标准的富二代。不仅如此,上学那阵儿郝敬也一直喜欢储航,但储航从来就未正眼瞧过郝敬,一是因为郝敬长得不好看,二是储航那时心系贾晓娜。后来因储航出了事,两人的关系也就不了了之。
我曾特别直接地问储航:“你抛妻弃女是不是为了钱?”
储航回答得更直接:“不为钱我他妈才不干这种缺德事儿呢。”
储航认为,钱可以买到一切,弥补一切,包括对妻女的愧疚。因此,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储航每个星期都会到秦皇岛去看望自己的妻女。有时候他也会叫上我,让我陪着他一起去。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去秦皇岛见女儿时总要爱叫着我,储航笑呵呵地回答说:“你看起来比较像好人。”
我问他:“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好人?”
他反问:“什么样的人会成为好人?”
我摇头。
“哎!啥也别说了。”储航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我们都是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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