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二章 仙风道骨苏子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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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6年,四川眉州眉山市。
苏洵整理好简单的行囊,带着苏洵、苏辙赶赴京城开封。这一年,苏轼二十一岁,年纪轻轻,却颇有仙风道骨的风范。父子三人进京,是为了参见朝廷的科举考试。
三人自眉山出发,登船起行,沿江东下,逶迤到达开封。
天下人皆知,如今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正是这次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
策论的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在批阅试卷的时候,欧阳修、梅尧臣都被同一篇文章震住了。这篇文章清新脱俗,欧阳修自知如今的文坛千篇一律,萎靡不振,太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佳作了。欧、梅二人都是主张诗文革新的人,初读这篇文章,都感到妙不可言,真不知道能写出这篇文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误会发生了。欧阳修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他没有将第一名给这篇文章的作者,而是给了第二名。
文章中写到:“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人都极为赞赏,然而都不知道这两句话的出处。以欧阳修的学问,不知道文章出处可说罕见已极。
放榜之后,苏轼前去谒谢考官。欧阳修好奇地问:“你文章‘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出自哪里?
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
欧、梅二人闻言,面面相觑。苏轼离开之后,欧阳修对梅尧臣说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必将文章独步天下!”
能得到文坛领袖的称赞,实在不易,苏轼也因此以名声大噪。
随后,苏轼参加礼部复试,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仁宗殿试,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正当苏轼名动京师,想要大展身手的时候,老家传来噩耗,母亲病故了。
父子三人只得回乡奔丧。三年之后,苏轼兄弟又同应制科试,考官们阅卷后以“文义灿然”决定苏轼入“三等”(最高等)。自宋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可谓“百年一见”。仁宗退朝后,欣喜地对高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找到宰相了!”高皇后见仁宗喜形于色,连忙道贺,说道:“恭喜陛下!好久没见陛下如此高兴了,臣妾也替陛下感到欣喜。”
似乎,苏轼的前途一片光明,他会为国家、人民最很多事情。然而,事实能这样发展吗?
仁宗皇帝每次读苏轼的诗文,总是赞不绝口,大夸:“奇才,奇才!”可惜还没等到重用苏轼,仁宗便驾崩了,继承皇位的人是英宗。英宗即位不久,生了病,由高太后主政。高太后始终记得仁宗生前提到的苏轼,便予以重任,先后让苏轼当上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这时候的苏轼,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英宗亲政,高太后对他说:“你父皇曾说过苏轼是可为相的人,这也是你父皇的遗愿,你要特意栽培重用。”英宗记住了高太后的话,他本想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知制诰的职务,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人,今后必然会被皇上重用,只要好好栽培他,举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以他为榜样,对皇上效劳。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的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
英宗想了想,觉得韩琦的话有道理,苏轼毕竟也还年轻,朝廷应该好好栽培几年,到时候名正言顺地拜他为相也不迟。
英宗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早早地驾崩了。神宗上位,为了富国强兵,重用王安石,开始变法。神宗本就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一上台就风风火火地让王安石改革。朝朝廷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革新派的代表当然是王安石,守旧派代表是司马光。
对新举措,苏轼并不反对,但是,他认为王安石太过激进,非但不能成功改革,还可能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便劝王安石不要心急,一步一步来。
王安石不想辜负神宗的期望,大刀阔斧地变法,对苏轼的劝告置若罔闻。两大阵营的矛盾日益突显,凡是王安石提出的,司马光疑虑反对,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眼见朝廷班子日趋分裂,苏轼希望王安石暂停变法,等待时机。王安石当然不听,苏轼不得已向神宗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端,惹恼了王安石。王安石一气之下,让御史谢景在神宗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不幸的人生开始了。
苏轼自认卷入这场纷争乃是身不由己,为了远离纷争,请求出京任职,被派往杭州任通判,这一年,苏轼三十六岁。所谓通判,就是知府的助理。三年时间,苏轼由于不是主要长官,在杭州没有大作为,等他第二次来就不同了。
三年后,苏轼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这次的官衔是“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官、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官衔名称很长,这是宋朝历来习惯,官员称谓包括“职”、“阶”、“衔”、“爵”、“勋”,也就是本职、品级、官阶等级、世袭爵位、勋官等复杂名目。其中的“知密州军州事”是苏轼受朝廷差遣的本职职务。
苏轼初到密州,便见到这样一幅景象:百姓们都在田里捕捉蝗虫。苏轼急忙叫来当地官员问灾情,官员们竟然说:“蝗不为灾,反而能为民除草。”事实上,当地百姓因为蝗虫肆虐,早已食不果腹,吃草吃泥。
苏轼一听,怒不可遏,喝道:“蝗不为灾,你们是在欺骗谁?”跟着问道:“你们坐观百姓受灾,不思救助,居心何在?”说完,亲自下田同百姓一起灭蝗抗灾。
眼见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苏轼急忙向朝廷上奏,请求豁免秋税。
苏轼为当地百姓想出一个消灭蝗虫的办法。他让百姓焚烧田禾,灭蝗取卵,很快取得了成效。
蝗灾得到初步解决,却又偏偏来了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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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整理好简单的行囊,带着苏洵、苏辙赶赴京城开封。这一年,苏轼二十一岁,年纪轻轻,却颇有仙风道骨的风范。父子三人进京,是为了参见朝廷的科举考试。
三人自眉山出发,登船起行,沿江东下,逶迤到达开封。
天下人皆知,如今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正是这次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
策论的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在批阅试卷的时候,欧阳修、梅尧臣都被同一篇文章震住了。这篇文章清新脱俗,欧阳修自知如今的文坛千篇一律,萎靡不振,太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佳作了。欧、梅二人都是主张诗文革新的人,初读这篇文章,都感到妙不可言,真不知道能写出这篇文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误会发生了。欧阳修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他没有将第一名给这篇文章的作者,而是给了第二名。
文章中写到:“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人都极为赞赏,然而都不知道这两句话的出处。以欧阳修的学问,不知道文章出处可说罕见已极。
放榜之后,苏轼前去谒谢考官。欧阳修好奇地问:“你文章‘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出自哪里?
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
欧、梅二人闻言,面面相觑。苏轼离开之后,欧阳修对梅尧臣说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必将文章独步天下!”
能得到文坛领袖的称赞,实在不易,苏轼也因此以名声大噪。
随后,苏轼参加礼部复试,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仁宗殿试,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正当苏轼名动京师,想要大展身手的时候,老家传来噩耗,母亲病故了。
父子三人只得回乡奔丧。三年之后,苏轼兄弟又同应制科试,考官们阅卷后以“文义灿然”决定苏轼入“三等”(最高等)。自宋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可谓“百年一见”。仁宗退朝后,欣喜地对高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找到宰相了!”高皇后见仁宗喜形于色,连忙道贺,说道:“恭喜陛下!好久没见陛下如此高兴了,臣妾也替陛下感到欣喜。”
似乎,苏轼的前途一片光明,他会为国家、人民最很多事情。然而,事实能这样发展吗?
仁宗皇帝每次读苏轼的诗文,总是赞不绝口,大夸:“奇才,奇才!”可惜还没等到重用苏轼,仁宗便驾崩了,继承皇位的人是英宗。英宗即位不久,生了病,由高太后主政。高太后始终记得仁宗生前提到的苏轼,便予以重任,先后让苏轼当上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这时候的苏轼,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英宗亲政,高太后对他说:“你父皇曾说过苏轼是可为相的人,这也是你父皇的遗愿,你要特意栽培重用。”英宗记住了高太后的话,他本想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知制诰的职务,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人,今后必然会被皇上重用,只要好好栽培他,举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以他为榜样,对皇上效劳。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的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
英宗想了想,觉得韩琦的话有道理,苏轼毕竟也还年轻,朝廷应该好好栽培几年,到时候名正言顺地拜他为相也不迟。
英宗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早早地驾崩了。神宗上位,为了富国强兵,重用王安石,开始变法。神宗本就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一上台就风风火火地让王安石改革。朝朝廷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革新派的代表当然是王安石,守旧派代表是司马光。
对新举措,苏轼并不反对,但是,他认为王安石太过激进,非但不能成功改革,还可能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便劝王安石不要心急,一步一步来。
王安石不想辜负神宗的期望,大刀阔斧地变法,对苏轼的劝告置若罔闻。两大阵营的矛盾日益突显,凡是王安石提出的,司马光疑虑反对,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眼见朝廷班子日趋分裂,苏轼希望王安石暂停变法,等待时机。王安石当然不听,苏轼不得已向神宗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端,惹恼了王安石。王安石一气之下,让御史谢景在神宗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不幸的人生开始了。
苏轼自认卷入这场纷争乃是身不由己,为了远离纷争,请求出京任职,被派往杭州任通判,这一年,苏轼三十六岁。所谓通判,就是知府的助理。三年时间,苏轼由于不是主要长官,在杭州没有大作为,等他第二次来就不同了。
三年后,苏轼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这次的官衔是“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官、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官衔名称很长,这是宋朝历来习惯,官员称谓包括“职”、“阶”、“衔”、“爵”、“勋”,也就是本职、品级、官阶等级、世袭爵位、勋官等复杂名目。其中的“知密州军州事”是苏轼受朝廷差遣的本职职务。
苏轼初到密州,便见到这样一幅景象:百姓们都在田里捕捉蝗虫。苏轼急忙叫来当地官员问灾情,官员们竟然说:“蝗不为灾,反而能为民除草。”事实上,当地百姓因为蝗虫肆虐,早已食不果腹,吃草吃泥。
苏轼一听,怒不可遏,喝道:“蝗不为灾,你们是在欺骗谁?”跟着问道:“你们坐观百姓受灾,不思救助,居心何在?”说完,亲自下田同百姓一起灭蝗抗灾。
眼见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苏轼急忙向朝廷上奏,请求豁免秋税。
苏轼为当地百姓想出一个消灭蝗虫的办法。他让百姓焚烧田禾,灭蝗取卵,很快取得了成效。
蝗灾得到初步解决,却又偏偏来了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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