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四章 仙风道骨苏子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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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御史台的控诉,跟着跳出来的事国子监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将苏轼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将苏轼处以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便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期望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的诗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陛下应该出去这颗毒瘤。
这李定也是人才,说什么不好,偏偏说苏轼不学无术,当然只能沦为笑柄。
然而,神宗终于相信了这些诬陷苏轼的言论,派皇甫遵为钦差大臣,前去拿办苏轼。
苏轼的好友王诜听到这个消息,连忙派人去给苏辙送信。此时,苏辙正在南京任“应天府判官”。苏辙得到信息,又立即派人去告诉苏轼。
苏轼毕竟是文弱书生,知道消息后,害怕极了,急忙请假,将一切事务交由通判处理。
皇甫遵达到湖州,太守官衙里乱成一团,都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苏轼躲在内府,不敢出来。通判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钦差大人到了,怎么也得出去见啊。”苏轼一听,准备出去。通判连忙提醒:“衣服,衣服。”苏轼此时已换穿了常服。苏轼说:“既然我有罪,就不能穿官服了。”通判道:“有什么罪,现在还不知道,还是应该穿上官府去见钦差。”苏轼觉得有理,慌手慌脚地换上官服官靴,出来面见钦差皇甫遵。
见了面,苏轼先说话:“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淡然道:“不至于此。”命令士兵打开公文。原来是份普通公文,不过是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人人躲躲藏藏。
苏轼随着钦差皇甫遵的队伍进京,途径扬州扥时候,想跳江自杀,皇甫遵的随从士兵看得紧,没有机会。后来经过太湖,他又准备跳水自杀,因为不知道究竟要判什么罪,又想真跳了水,不知道会连累到多少朋友,还会给弟弟招致麻烦,只得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家里烧了苏轼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捕了。八月十八日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任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都与时事没有半点关系。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苏轼,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了四天,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
当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神宗大怒,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隐藏,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更加愤怒,命令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李定揣摩神宗的话,顿时喜出望外,他决定再好好审审苏轼。怎么审?打!
有一位官员也被关在这所监狱里,与苏轼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了这样一句诗: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原来,在上司的命令下,狱卒们只得狠打苏轼。他们轮流上阵,通宵不停。也许,狱卒里也有个别人是有良知的,只是地位低微,上司的命令不敢违背,只能心里满怀着对苏轼的同情,手里的鞭棒又不得不施加在他身上。再等许多年,面对不平之事,有一名狱卒表现就截然相反,他会挺身而出,为正义献身。当然,这是后事,以后再讲。
苏轼实在经受不住这样的拷打了,他承认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在讽刺当朝大人。
苏轼知道自己不能活了,就等着死亡的到来。
正义来得有些迟,好在还是来了。
狱卒梁成知道苏轼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苏轼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神宗,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
其实,苏轼之所以有此遭遇,起因就是他不赞成王安石变法才招致祸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却仗义执言,对神宗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曾经从仁宗那里听说到苏轼的高太后,此时已经是太皇太后。他病得十分严重,已到奄奄一息的地步,神宗想大赦天下为她祈福,她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
太皇太后的话毕竟有些分量,要不要严惩苏轼,神宗皇帝犹豫起来。
当朝左相吴充跟神宗谈起曹操。神宗对曹操的评价不高,吴充立即回道:“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轼呢?”
吴充的话,让原本已经有些由于的神宗开始重新考虑苏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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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将苏轼处以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便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期望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的诗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陛下应该出去这颗毒瘤。
这李定也是人才,说什么不好,偏偏说苏轼不学无术,当然只能沦为笑柄。
然而,神宗终于相信了这些诬陷苏轼的言论,派皇甫遵为钦差大臣,前去拿办苏轼。
苏轼的好友王诜听到这个消息,连忙派人去给苏辙送信。此时,苏辙正在南京任“应天府判官”。苏辙得到信息,又立即派人去告诉苏轼。
苏轼毕竟是文弱书生,知道消息后,害怕极了,急忙请假,将一切事务交由通判处理。
皇甫遵达到湖州,太守官衙里乱成一团,都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苏轼躲在内府,不敢出来。通判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钦差大人到了,怎么也得出去见啊。”苏轼一听,准备出去。通判连忙提醒:“衣服,衣服。”苏轼此时已换穿了常服。苏轼说:“既然我有罪,就不能穿官服了。”通判道:“有什么罪,现在还不知道,还是应该穿上官府去见钦差。”苏轼觉得有理,慌手慌脚地换上官服官靴,出来面见钦差皇甫遵。
见了面,苏轼先说话:“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淡然道:“不至于此。”命令士兵打开公文。原来是份普通公文,不过是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人人躲躲藏藏。
苏轼随着钦差皇甫遵的队伍进京,途径扬州扥时候,想跳江自杀,皇甫遵的随从士兵看得紧,没有机会。后来经过太湖,他又准备跳水自杀,因为不知道究竟要判什么罪,又想真跳了水,不知道会连累到多少朋友,还会给弟弟招致麻烦,只得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家里烧了苏轼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捕了。八月十八日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任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都与时事没有半点关系。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苏轼,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了四天,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
当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神宗大怒,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隐藏,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更加愤怒,命令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李定揣摩神宗的话,顿时喜出望外,他决定再好好审审苏轼。怎么审?打!
有一位官员也被关在这所监狱里,与苏轼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了这样一句诗: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原来,在上司的命令下,狱卒们只得狠打苏轼。他们轮流上阵,通宵不停。也许,狱卒里也有个别人是有良知的,只是地位低微,上司的命令不敢违背,只能心里满怀着对苏轼的同情,手里的鞭棒又不得不施加在他身上。再等许多年,面对不平之事,有一名狱卒表现就截然相反,他会挺身而出,为正义献身。当然,这是后事,以后再讲。
苏轼实在经受不住这样的拷打了,他承认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在讽刺当朝大人。
苏轼知道自己不能活了,就等着死亡的到来。
正义来得有些迟,好在还是来了。
狱卒梁成知道苏轼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苏轼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神宗,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
其实,苏轼之所以有此遭遇,起因就是他不赞成王安石变法才招致祸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却仗义执言,对神宗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曾经从仁宗那里听说到苏轼的高太后,此时已经是太皇太后。他病得十分严重,已到奄奄一息的地步,神宗想大赦天下为她祈福,她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
太皇太后的话毕竟有些分量,要不要严惩苏轼,神宗皇帝犹豫起来。
当朝左相吴充跟神宗谈起曹操。神宗对曹操的评价不高,吴充立即回道:“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轼呢?”
吴充的话,让原本已经有些由于的神宗开始重新考虑苏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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